美发布2016中国军力报告 多领域成美新关注点

　　本文是美国国防部长根据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向国会提交的涉华军事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也称为中国军力报告。2016年度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握当前中国战略目标和对应的军事战略、外交政策、军事交往等；二是阐述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目标趋势、资源运用和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三是介绍美国对中国军事交往的战略和美中军军交往的年度亮点及来年计划。另外，报告还用近20篇短文介绍了中国精确打击力量、领土争端背景、中央军委委员等资料。全文编译如下：

　　呈交国会的年度报告：

　　2016年度涉华军事和安全发展

　　——依据《2000年国防授权法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

　　美国《公共法案》第111-84号《201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修订了《公共法案》第106-65号《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第1246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要求国防部长“分别以保密和非保密的形式”提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报告。该报告应阐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当前和未来的可能发展路线，以及未来20年里，中国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军事组织与作战概念的原则和可能发展。该报告还应阐述美中在安全事务上的参与和合作情况，包括美中军方接触，以及针对未来此类参与或合作的美国战略。”

　　高参摘要

　　2015年，随着军事机构彻底改革帷幕的拉开，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武装力量长期、全面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这次改革的目的是加强中国共产党（CCP）对军队的掌控，提高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增强中国在更远距离外打赢时间短、强度高局部战争的能力。中国领导人谋求利用日渐增强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实力，实现确立地区优势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雄心。中国领导人将人民解放军（PLA）的现代化视为获取大国地位和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谓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要前提。他们将强大的军力视为优先实现中国利益、防止他国损害这些利益并确保捍卫自身安全及其领土诉求的关键。

　　整个2015年间，中国继续坚决主张对东、南中国海地物的主权诉求。在东中国海，为叫板日本的主张，中国继续动用海洋执法舰船和飞机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附近巡逻。在南中国海，中国将其占领的7个地物增添3,200英亩陆地后，2015年仍末停止其在斯普拉特利（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工程。尽管这些人工岛屿不会为其在南中国海内带来任何其他领土或海洋权益，但中国能够将它们作为永久性军民两用基地，从而大大提升在南中国海的长期存在。

　　在谋求自身利益时，尤其是在谋求其在东、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时，中国表现出愿意容忍较紧张局势；然而，中国仍然设法避免同美国公然直接冲突。中国领导人懂得，动荡和冲突会破坏保障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而后者对中共国内主政不动摇至为重要。近期来看，中国运用了可避免武装冲突的各种强逼策略，如动用执法船来强化海洋诉求，采取各种算计好不会碰触挑起冲突底线的方法来争取自身利益。

　　长远来看，中国领导人注重发展他们认为必要的各种能力，以便慑止或击败敌国的兵力投送，并在冲突或危机期间能够抵抗第三方——包括美国——介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在生成各种能力，可能会削弱美国的核心军事技术优势。

　　2006至2015年间，以适应通货膨胀的名义，中国官方公布的军费预算年均增长9.8%；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中国领导人好像仍会致力保持国防开支增长。

　　中国继续重视做好应对台海冲突的准备，但其他使命，如东、南中国海或朝鲜半岛突发情况，对解放军也日益重要。而且，随着全球涉足和国际利益的增多，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已更加重视保障中国周边之外各种任务的投入和基础设施，如力量投送、海上航线安保、打击海盗、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HA/DR）。解放军2015年的全球行动包括反海盗巡逻、人道主义救援或救灾、演习和海上航线安保。2015年11月中国公开确认其打算在吉布提建造第一处海外军事保障设施，这可能反映了一种更全球化的视野，因为它可用来保障PLA海军更远的海外行动。

　　2015年间，PLA继续提升应对防区内突变的各种能力，如巡航导弹、近程与中远程弹道导弹、高性能战机、一体化防空网络、信息战能力和两栖及空中突击部队。PLA正在发展和测试新型中远程或中程常规弹道导弹及远程陆攻或反舰巡航导弹，一旦投入使用将扩大其军事作战范围，迫使敌方部队进一步远离可能的地区冲突。中国还注重发展太空对抗、进攻性网络战和电子战（EW）能力，意在压制敌方在现代信息技术战争中的优势。

　　过去20年来，尽管PLA所有收获但其现代化建设也面临挑战。领导层掀起的这次机构改革，只是习主席解决PLA存在的腐败等问题的更大手笔的一部分。自从习2002年主政以来，40多位高级军官在大规模反腐运动中落马，甚至去年查处了解放军前最高将领。而且，习告诫解放军做好“打得赢”准备的标语暗示，领导层对30多年来未曾打过仗的解放军在战斗中会如何收场表示担忧。

　　美国防部（DoD）同中国的接近是美国亚太地区大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保障和构建稳定多样的安全秩序、开放透明的经济秩序和自由公正的政治秩序。自二战以来这些秩序合力为整个亚太带来了和平繁荣，直接裨益于中国及其邻国。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基于这一前提，即深化两国在利益交叠领域的务实合作，同时建设性地处理分歧，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保持美中军军关系的积极势头符合美国的政策目标，从而鼓励中国恪守国际规范和准则、为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作出积极贡献。美国国防部寻求继续同中国构建持续务实的军军关系。美国国防部也将继续注重改进风险降低机制，减小事件或误判可能，使中国同美国、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一道，努力为维持和平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

　　尽管美国同中国构建了更加牢固的军军关系，但国防部也必须继续监视并适应中国军事战略、条令和力量发展的变化，鼓励中国在军事现代化建设方面更加透明。美国将不断调整其兵力、态势、投入和作战理念，确保始终能够保卫本土、慑止侵略、保护盟友并基于所有国家平等受益的国际法规来维护基本的地区秩序。

　　1 年度新况

　　本章总览去年以来中国军事和安全活动的重大进展，特别突出《201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公共法案》第111-84号）1246节所强调的内容。

　　军事结构、条令和训练进展

　　2015年，中国高层宣布启动解放军至少30年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革计划。另外，人民解放军（PLA）更新了高层战略、规划和政策，表明其旨在变革为更加灵活先进的军队，能够执行更高层次的联合作战并打得赢“信息化局部战争”——通过实时网络化指挥的地区冲突。

　　机构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需求与解放军传统指挥、编制和管理机构间日益加大的差距，催生出数套改革议案。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CCP）中央委员会指出改革的必要性；几个月后中央军事委员会（CMC）就成立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主席习近平任该小组组长，CMC副主席范长龙和许其亮任副组长。

　　2015年11月底在为期3天的改革工作专项会上，习主席介绍了机构改革的要点，计划2020年前完成。12月发布了更详细的声明。中国国防部（MND）发言人声称，这次改革着眼改进“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使解放军具备能够打赢现代战争的部队结构。改革包括：

　　> 战区。解放军正将7个传统军区（MR）改为5个“战区”或联合指挥部，MND发言人称这是为了提高作战效率。

　　> 陆军司令部。2015年底，解放军开始为地面部队设立司令部，组建一个独立军种人民解放军陆军（PLAA）。此前，解放军地面单位的领导纳入4个总部，每个总部在中央军委都有代表。

　　> 火箭军。2015年12月31日，中国军方高层将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PLASAF）改名为人民解放军火箭军（PLARF）并将其升格为一个独立军种。

　　> 战略支援部队。也是在该年最后一天，解放军组建了一支归CMC直接领导的新部队，据称是为了监管其太空和网络能力。

　　> 使命任务。这次改革旨在建立军委领导下的双线作战管理体系。它赋予军种领导“部队管理”、战区司令部指挥作战——职责明晰、一改过去的含混不清。

　　> 幕僚部门。高层还调整了解放军的幕僚部门，在某种程度上用军委领导下的6个联合部门、3个委员会和5个办公室取代原四总部。

　　> 内部监察。通过改革纪律检查委员会、审计署、解放军司法系统和新建政法委员会，CMC正在加强军事纪律。

　　2015年9月，习主席宣布解放军2017年前将裁减30万，普遍预计会减少从事文艺、管理或学术等工作的非作战人员。中国官媒还报道，这次裁军有利于调整军种比例，从而相对提升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重要性。

　　在操作上，解放军打算继续进行师改旅，以增强总体作战能力并提高机动性。尽管绝大多数改编好像在2015年前已经完成，但由于解放军的广泛重组，2015年间后续工作似乎暂停了。精简部队并缩减文娱单位或机关人员等非作战职位是现代化建设总体工作的一部分。解放军还让士官承担传统上由军官担负的职责或者让文职人员承担部分工作。

　　继续发展陆军航空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和空陆机动能力，以期提高部队的灵活机动能力和打造远征能力。解放军怎么训练作战以及战时如何作战的这些变化需要根本改变解放军的条令。修订版条令的发布可能会耗费时间，但将保障2020年时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目标。

　　国防白皮书国。2015年5月，中国发布了最新的国防白皮书（DWP）；自1998年来该系列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阐述中国军事进展。这次报告题目含有“军事战略”，偏离较早版本以军种为中心的介绍，转向更多概念展示。

　　该报告申明中国军事战略的很多既有重点，尤其是积极防御概念，一个解放军数十年来的老保证，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报告重申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一点先前的白皮书都没有。

　　DWP的变化不太大且同最近解放军活动的方向一致。报告提升了海洋权在解放军官方战略指南中的分量，并将现代化建设的基点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调整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突出海上军事斗争”。该DWP也比先前版本更加关注网络和太空等新兴领域，提出一个愿景，即建设一支整体上更加联合、灵活和主动的部队。

　　反腐运动。2015年中共军队反腐工作落马40多位高级将领，包括前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2012年退休前他是解放军最高级将军。2015年7月，郭被控受贿和滥用提拔权力，是第二位受到贪污审查的退休高级指挥官。

　　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的同事，在今年等待贪腐起诉间去世。军内反腐同中共全党反腐并行，习主席上任不久即启动，以保卫中共政权、铲除腐败或权力斗争网、提高执政能力和加强中央控制。军事纪检人员一直瞄准容易引发腐败的系统和部门，解放军还修订了相关法规以更有效预防滥用职权。

　　周年阅兵。2015年9月，中国在北京举行了一次高规格阅兵，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尽管中国官员强调这次阅兵是为了和平，但地区分析专家注意到新型弹道导弹的亮相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军力。习主席利用这次机会宣布裁减军事人员，推动第一轮改革。

　　军事演习。去年解放军的训练注重发展执行大规模复杂联合作战能力。包括演习时更加逼真、军种核心能力提升、强化战略战役训练、进行远距离兵力投送和机动作战。“跨越”、“联合行动”和“火力”等系列重大演习均重新演绎。

　　> “跨越-2015”相比去年规模更大，实兵对抗回合更多。来自7个军区的旅级部队驻扎训练中心，进行三回合实兵演练。“跨越-2015”还包括强化解放军军官的作战指挥训练，空军和陆军航空兵部队一体化空对地协同突击以及更多的夜战训练。

　　> “联合行动-2015”在全国多地展开、由5场独立演习构成，来自所有军种的军事分队和民事支援力量一起展开大规模复杂联合行动。在中国西部的演习强调高海拔作战，特别强调太空侦察运用。南京军区的演习演练了支援登岛战役中的第二梯队后勤保障、滩头行动和后继部队作战。

　　> “火力-2015”包含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时，一支解放军空军“蓝军”——或敌军——起飞200多架次多型号飞机或无人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对解放军“红军”防空部队实施袭击。第二阶段时，陆军“蓝军”部队动用火炮、反坦克武器和摩托化部队袭击一支攻防兼备的“红军”。

　　台湾海峡安全局势发展

　　做好防止台湾正式独立的应急准备仍然是解放军的首要任务。去年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两岸关系既有改进也面临潜在挑战。它赞许了两岸关系呈“和平发展良好势头”，但和先前国防白皮书一样警告了“台独分裂势力”。如果情况恶化，PLA可能受命迫使台湾放弃独立举动，或者通过武力统一台湾，同时慑止、迟滞或拒止任何以台湾名义的第三方介入。

　　2015年，中国和台湾继续探索如何在有争议问题上取得进展，如何继续举行2014年开始的政府间磋商。2015年11月，主席习近平会见总统马英九，自1946年以来此类会见还是首次，重申了维持现状的重要性。

　　2016年1月台湾总统和立法选举后，中国一直强调，拒绝“九二共识”——中国和台湾承认同属“一个中国”但允许不同表述——就没有和平发展。民进党当选总统蔡英文虽然已经保证会维持两岸关系现状，但还没有表示赞同北京关于九二共识的解释。她的态度与国民党的做法不同。

　　中国领土争端的进展

　　尽管中国已经解决了几处陆地和海上边界遗留争端，但还存在几处——尤其是中国东海、南中国海和中印边境持续的领土或海洋争端。对美国来说，其中有些争端涉及到美国盟友，美国同其有着长期合作或者安保条约承诺。2015年中国在中国南海的行动，尤其是斯普拉特利群岛内地物上的填海造陆，增强了中国表面上控制南中国海争端海域的能力，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并且引发对中国长远意图的忧虑。

　　南中国海。中国用环绕该地域大部分的“九段线”来说明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诉求。中国对九段线的准确坐标、含义或法律基础一直模棱两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对在争夺中国在南中国海主张的部分领土或海洋。

　　2015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内的哨所上加速进行填海造陆和基础建设。完工时，这些哨所将包含港湾、通信监视系统、后勤设施和3个机场。尽管人工岛屿不会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内带来任何其他领土或海洋权益，但中国能够将改造的地物用作永久性军民两用基地，从而大大提升其南中国海的存在，增强中国控制该地物及附近海域的能力。

　　整个2015年，中国海警（CCG）舰船始终出现在黄岩岛，继续执行2012年就开始的巡逻。2015年中国官员宣称，这些巡逻是正常且正当的，主张中国对南海和毗邻水域的地物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中双方均继续主张对黄岩岛和仁爱礁拥有主权。中国海警始终在两岛保持存在，而菲律宾将军事人员驻扎在一艘坦克登陆舰上，自1990年来该舰一直搁浅在仁爱礁。

　　在2015年10月，一个应菲律宾请求组建的仲裁庭，依据《海洋法》第十五章，裁定它有权裁决菲中之间的部分争议问题，如某一特定地物是否是可以享受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岛屿”、一个仅享有领海的群岛的某个“礁石”或者一个涨潮时淹没因而不享有任何海上专属区的纯粹的地物。该仲裁庭不会对陆上地物的主权诉求作出裁决。该庭预计在2016年对该案的是非曲直作出裁决。中国继续重申，不会接受该仲裁庭的裁判权，也不会遵守受它的裁定。

　　其他争端地域包括北康暗沙、礼乐滩和西沙群岛。北康暗沙蕴含大量油气田和高产的渔场，被中国和马来西亚争夺。中国和菲律宾都宣称拥有礼乐滩，2014年8月，中国派遣水文研究船勘测该地域。2014年春，西沙群岛附近水域，当中国在越南主张的水域部署一座国有探油钻井并开始作业时，中国和越南之间局势紧绷。

　　东中国海。中国宣称对东中国海日本管理的尖阁诸岛拥有主权；台湾也宣称对其拥有主权。自2012年来，中国一直动用海洋执法舰船和飞机在该岛附近巡逻，从而叫板日本的管理。中国官员继续宣称该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将坚决应对任何外来挑衅。

　　去年，中国弱化了这种担忧，努力逐步改善同日本的关系。继2014年11月习主席首次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且两国当时公布改善双边关系的4点共识之后，2015年两国又重启官方高层交流。

　　中印边境。中印边境争端地区的紧张局势依然，双方都有武装部队巡逻。2015年9月在北拉达克波色军事对峙五天后，中国和印度举行了一次高级将官会晤，赞同维持和平，并且退至双方都接受的位置。

　　中国外军交往进展

　　中国寻求利用同外军的交往来加强自身国外存在和影响，提升中国国际和地区形象，宽慰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通过便利先进武器系统或技术采办，增长亚洲内外作战经验，接触外军作法、作战条令和训练方法，解放军的交往活动也有利于其现代化进程。

　　联合演习。解放军参加双边及多边演习的范围和难度不断增加。2015年，解放军同外军至少进行9次双边或多边演习。解放军首次同马来西亚进行实兵演习，首次同新加坡进行海军演习，首次同泰国进行空军演习。解放军还同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和蒙古开展了双边演习。中国参加了蒙古主导的多国维和演习“可汗探索”，在上海合作组织（SCO）的主办下，同塔吉克斯坦进行反恐演习。上述演习大多重在反恐、边境安全、国际维和或救灾；不过，有些也包含常规的海陆空作战训练。

　　中国和俄罗斯还进行了分两个阶段的“海上合作-2015”，第一阶段在地中海，第二阶段在日本海。这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第4次“海上合作”演习，旨在加深两军关系和增强两军互信。第一阶段在地中海的演习重点是保护海上交通线和打击恐怖主义，第二阶段在日本海的演习突出两栖登陆、联合防空演练和水面舰船对抗演练。

　　从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一支解放军海军特遣队展开全球巡航，期间同丹麦进行了双边训练。来自亚丁湾第20批海军护航编队的舰船停靠了13个国家，包括波兰、古巴、瑞典、美国、丹麦和澳大利亚。基于刚刚海上访问非洲和欧洲，这是解放军海军2002年来首次全球环航行动。

　　维和行动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PKO UN）可实现多个目的——包括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积累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和取得搜集情报机会。这些行动还反映了解放军不断拓展的境外使命。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民事警察、军事观察员、工程师、后勤保障和医疗人员。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贡献的维和人员最多。在10次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维持的人数约3,079名，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这个数字比2014年的2,200有所增加。中国还是UN PKO预算的第6大经费贡献者——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排名第4——承诺担负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间总预算82.7亿美元的6.66%。

　　2015年初，中国派遣大约700名解放军参加联合国在南苏丹的任务，这是中国首次在联合国维和任务中派遣一个营的作战部队。该营正在朱巴保护一个难民营。在未来维和行动中，中国可能会增加参与人数。2015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习主席承诺将建设一支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为各国培训2000名维和人员，开展10个扫雷援助项目，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习还指出，一支解放军直升机分队将参加苏丹境内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军售。2010年至2014年，中国军售总额约150亿美元。本报告公开时，还未取得2015年的军售数据。中国主要结合经济援助或发展援助开展军售，从而支援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的，提升在东道国精英间的政治影响力，构筑国际论坛上的支持度。退而求其次，军售也是中国军火贸易公司的赚钱行为，或是为了弥补国防有关研发的成本。

　　从中国军火客户角度看，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认为中国军火的质量和可靠性差点儿，但它们没有顶尖国际军火商的那么贵。中国军火附加的政治条件也更少，对于那些因政治或经济原因无法获得其他军火资源的客户而言，很有吸引力。

　　反海盗行动。中国2015年继续保持在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这是2008年12月开启的一项义务。解放军海军第19批海军护航编队执行反海盗任务时，还支援了也门非作战人员撤离行动，参加了地中海中俄海军演练。2015年中国继续向印度洋部署潜艇，表面上是支援其反海盗巡逻。2014年冬至2015年间，一艘“汉”级核动力攻击潜艇（SSN）在印度洋行动；从2015年3月开始，一艘“元”级绝气推进式攻击潜艇在印度洋执行长期巡逻。“元”还开展了外国港口访问，解放军海军潜艇首次抵达巴基斯坦卡拉奇。中国国防部向地区国家保证，部署在印度洋的潜艇是为了支援中国的反海盗巡逻；尽管如此，这些潜艇也可能执行区域熟悉任务，或者展示新兴能力，既保护中国海上交通线又向印度洋增强中国力量投送。

　　人民解放军当前实力

　　人民解放军火箭军（PLARE）。火箭军，去年由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改名，掌控中国陆基核或常规导弹。其正在研制和测试几种新型或变型进攻性导弹，包括高超声速滑翔式飞行器，组建更多导弹分队，升级旧型导弹系统，发展对抗弹道导弹防御的各种方法。

　　该军拥有约1,200枚近程弹道导弹（SRBM）库存。通过列装射程800-1,000km的CSS-11（“东风”-16）弹道导弹，中国正在增强常规导弹力量的杀伤力。CSS-11，配合已部署的CSS-5（“东风”-21C/D）型中程弹道导弹（MRBM）常规陆攻或反舰变型，将提高中国打击台湾乃至其他地区目标的能力。这些弹道导弹系统是“长剑”-10陆射巡航导弹（GLCM）的补充。“长剑”-10射程超过1500km，飞行剖面不同于弹道导弹，命中效果更强。

　　中国正在列装越来越多的常规中程弹道导弹，包括CSS-5改5（DF-21D）型反舰弹道导弹（ASBM）。CSS-5改5型，射程1,500km配备机动式弹头，使解放军能够打击西太平洋上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舰船。

　　2015年9月北京阅兵期间，中国还展露了DF-26中远程弹道导弹。列装的DF-26能够对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增强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威慑。官方阅方解说员还指出，核武版DF-26，在同等制导能力下，可使中国首次具备对作战目标的核精确打击能力。

　　通过改良发射井式洲际弹道导弹（ICBM）并增配更高存活能力的机动运投系统，火箭军不断实现核力量的现代化。中国的ICBM库目前约有75—100枚，其中包括发射井式CSS-4改2型（DF-5）及配备分导式多弹头（MIRV）的改3型（DF-5B），固态燃料推进、公路机动CSS-10改1和改2型(DF-31和DF-31A)，以及射程较近的CSS-3型（DF-4）。

　　CSS-10改2型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超过1.12万千米，可以到达美国本土的大部分地方。中国还在研制一种新型公路机动ICBM，能够携带MIRV的CSS-X-20型（DF-41）。

　　人民解放军海军。过去15年来，中国雄心勃勃的海军现代化计划造就了一支技术更加先进灵活的海军力量。解放军海军现在拥有300多艘水面舰船、潜艇、两栖舰和巡逻艇，数量亚洲第一。中国正在加快退役老式作战舰艇，代之以大型多任务舰船，并配备先进的反舰、对空或反潜武器及传感器。正如最新国防白皮书所称道的，中国继续逐步从“近海”防御向“远海”卫护转变，解放军海军拥有强大的多任务、远距离、可持续海军平台，具备健全的自我防御能力，可在所谓“第一岛链”外执行作战任务。

　　解放军海军高度优先潜艇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目前拥有5艘核核动力攻击潜艇（SSN）、4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和53艘柴动力攻击潜艇（SS/SSP）。到2020年，该部队可能增至69—78艘潜艇。除了1990—2010年间从俄罗斯采办的12艘“基洛”级SS之外，中国已建造13艘“宋”级SS（039型）和13艘“元”级SSP（039A型），计划共建造20艘“元”级SSP。中国继续增强SSN力量，最终将有4艘“商”级SSN（093型）加入现役2艘SSN队伍。“商”级SSN将取代老式“汉”级SSN（091型）。这些改良的“商”级SSN特有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先进反舰巡航导弹“鹰击”-18。未来10年，中国可能建造一种095型核动力导弹攻击潜艇（SSBN），不但提高解放军海军的反舰作战能力，也可为其提供更隐秘的陆攻选项。最后，中国继续制造“晋”级SSBN（094型），配备射程约7,200 km的CSS-N-14（“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SLBM）。该平台体现了中国首次具备可信的海基核威慑能力。中国可能在2016的某个时候开展首次SSBN核威慑巡逻。4艘“晋”级SSBN目前正在作业，未来10年，在中国开始研制列装下一代096型SSBN之前，服役数量会增至5艘。096型据报道会携带“巨浪”-2的继承者，“巨浪”-3 SLBM。

　　自2008年以来，解放军海军一直稳健保持各类水面战斗舰艇的建造计划，包括导弹驱逐舰（DDG）和导弹护卫舰（FFG）。2015年间，最后两艘“旅洋”-II级DDG（052C型）服役，使该类舰艇总数达到6艘。此外，另一艘“旅洋”-III级DDG（052D型）于2015年开始服役。该舰拥有多用途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反舰巡航导弹（ASCM）、对地攻击巡航导弹（LACM）、舰对空导弹（SAM）和反潜导弹。中国还可能着手建造一艘更大型055型“驱逐舰”，与其说是DDG，其特征更像导弹巡洋舰（CG）。中国一直在建造“江凯”II级导弹护卫舰（054A型），已有20艘列装舰队，另有5艘建造进度不一。这些新型DDG和FFG显著提升了解放军海军的防空能力，随着其作战行动进入岸基防空系统射程以外的远海区域，这一点将至关重要。

　　新一代小型水面战斗舰艇增强了中国海军的濒海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南海和东海的濒海作战能力。25艘“江岛”级（056型）轻型护卫舰（FFL）正在服役，新近列装的配置拖曳式阵列声纳，已经升级为反潜变型。中国可能建造60多艘此类舰船，最终取代解放军海军旧型驱逐舰和护卫舰。中国还拥有60艘用于中国“近海”作战的“侯北”级穿浪双体导弹巡逻艇（PTG）（022型）。

　　PLA海军继续强调反舰作战（ASUW）为首要任务，包括实现先进ASCM及相关超视距瞄准系统的现代化。旧型水面战舰携带“鹰击”-83型ASCM（65海里，120km）变型，而“旅洋”-II等新型水面战舰装备“鹰击”-62型（120海里，22km）。“旅洋”-III型DDG和055型CG将装备中国最新“鹰击”-18型（290海里，337km）ASCM，这是中国水面ASUW能力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国12艘“基洛”级舰艇装备了从俄罗斯购买的SS-N-27型ASCM（120海里，222km）。中国的潜艇部队也在增强反舰巡航导弹能力，用远程“鹰击”-18代替“宋”、“元”和“商”级潜艇上的旧型“鹰击”-82反舰巡航导弹。中国之前制造的潜射ASCM，YJ-82型，是C-801型的改版，射程更近。PLA海军认识到，远程ASCM需要强大的超视距瞄准能力来实现其全部潜能，因此中国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各级投入发展侦察、监视、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为水面和水下发射平台提供逼真的观瞄信息。

　　中国在两栖舰队的投入标志着中国旨在发展远征与超视距两栖攻击能力以及人道主义救援/救灾和反海盗能力。2005年起，中国已经建造3艘大型“玉昭”级（071型）两栖运输坞，且第4艘很快将服役，同老型登陆舰相比可提供更强大更灵活的“远海”作战能力。“玉昭”能够搭载至多4艘“玉义”新型气垫登陆艇（LCUA），至少4艘直升机以及装甲车和海军陆战人员，实现远距离部署。近期有望建造更多“玉昭”，作为改进型两栖攻击舰，不但更加庞大，而且包含一个完整的直升机飞行甲板。正在建造的2艘“玉亭”-II级坦克登陆舰（LST）将取代即将达到服役年限的旧型LST，可用于支援尤其是南中国海的后勤行动。

　　2015年，PLA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毕业了第一批国内培训的J-15飞行员。飞行联队有望2016年部署在该航母。中国着手建造第一艘国产航空母，并且未来15年内可能建造多艘航母。即使全面运行，“辽宁”号也不能像美国“尼米兹”级航母那样进行远程兵力投送。“辽宁”号较小的体型限制了搭载飞机的数量，而滑跃式配置限制了飞机燃料和弹药载荷。“辽宁”号可能用于舰队防空任务，为远离陆基防区的舰队拓展空中掩护范围。尽管它拥有全套武器和作战系统，但“辽宁”号可能会继续在中国航母舵手、甲板人员训练以及研究战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用于今后更先进航母。

　　PLA空军（PLAAF）和PLA海军航空兵。PLAAF是亚洲最大的空军，世界排名第三，拥有2,800多架飞机（不包括无人机）和2,100多架战斗机（包括歼击机、轰战机、强击-歼击机和强击机）。PLAAF正加快缩小同西方空军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差距，从飞机和指挥控制（C2）到干扰机、电子战和数据链。PLAAF继续列装更多第四代飞机（现在约600架）。尽管其仍然在飞大量老式第二代或第三代战机，但在未来几年内绝大部分可能被四代战机取代。

　　如果中国继续推进2015年9月宣布的人员裁减计划，PLAAF和PLAN在解放军内将更加突出。去年，PLAAF和PLAN的人数分别为398,000和235,000，占PLA总数的27.5%。解放军的裁军计划会增加PLAAF和PLAN的相对人数；中国分析人士推测两个甚至军种的绝对人数会增加。

　　在实现第四代歼击机首次国产化设计以后，中国一直在研制J-10B并有望在近期服役。中国可能会从俄罗斯采购Su-35“侧卫”战机及其先进的雷达系统。如果中国确实采购了Su-35，那么该机可能在2018年前服役。2015年9月，据报道，购买24架Su-35战机的谈判成功完成。

　　至少从2009年起，中国一直谋求第五代战机能力，也是世界上除美国之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套隐形战机计划的国家。中国寻求发展这些先进战机是为了提高其地区力量投送能力，增强打击地区空军基地或设施的能力。PLAAF已经注意到隐形飞机的外国军事应用，并在以领土防空为主向具有攻防作战能力的军队转型中，将该技术视为一种核心能力。PLAAF将领认为隐形飞机具有进攻作战优势，不给敌机动或展开防御行动的时间。2015年，中国开始飞行测试第五和第六代J-20隐形战机样机。2011年1月J-20首飞两年内，中国测试了另一架下一代战机样机。该样机称为FC-31（民间称J-31），大小类似美国F-35歼击机，似乎整合了J-20的类似设计特点。2012年10月31日FC-31首飞，2014年11首秀珠海举办的第10界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作为同F-35竞争出口的第五代多用途战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积极推销FC-31。据报道AVIC正同PLAAF协商出售用于国内的FC-31。除了有人驾驶战机，PLAAF认为隐身技术对无人飞机也必不可少，特别是具有空对地功能的，因为这种技术可增强无人系统突入严密防护目标的能力。

　　中国还在制造轰炸类飞机。中国继续升级H-6轰炸机(最初从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Tu-16的设计改装)，通过集成新型防区外武器来增加作战效能和杀伤力。PLAAF在飞三种不同的H-6变型轰炸机。过去10年来，H-6H和能力更强的H-6M一直在服役。PLAAF还在使用全新设计的H-6K变型，采用了适合远途飞行的新型涡扇发动机，能够携带6枚LACM。H-6升级为巡航导弹载机，使PLA具备远程防区外空中进攻能力，可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关岛。2015年，在论证机体的远途能力时，中国将H-6K飞至西太平洋。解放军海军航空兵使用一种几乎和早期H-6型号同样的轰炸机，称为H-6G，配备4套武器挂架系统挂载ASCM以保障海上任务。中国所有H-6变型都保留了传统弹舱，可用于重力炸弹、精确制导炸弹和水雷。中国还使用另一种改版H-6，称为H-6U，为部分自产战机空中加油，从而增加了它们的作战范围。中国还从乌克兰接收了按空中加油机配置的“伊尔”-78。中乌就更多该型飞机的谈判可能会继续。尽管中国能够对战机加油，但目前还没有H-6变型能够在空中被加油。

　　中国正在改善其南中国海的机场，使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机场可用，并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建设至多3个机场。所有这些机场都拥有足够长的跑道，可保障中国现有的任何飞机。2015年10月末，解放军海军在永兴岛部署4架最具空中优势的战机J-11B。

　　PLAAF拥有先进的远程SAM导弹部队，是全球最庞大部队之一，由俄制SA-20（S-300PMU1/2）导弹营和国产CSA-9（HQ-9）导弹营混合组成。为进一步改善战略防空系统，中国计划进口俄罗斯的S-400/“凯旋”SAM系统用来换代SA-20；同时研制国产CSA-X-19（HQ-19）导弹来奠定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中国航空工业继续测试Y-20大型运输机，用以补充并最终取代中国弱小的战略运输机群，后者目前由数量有限的俄制IL-76组成。

　　2013年1月Y-20首飞，据报道采用了同IL-76一样的发动机。这些大型运输机旨在保障空中指挥控制、后勤、空投、空中加油和战略侦察及HA/DR任务。

　　人民解放军陆军。2015年11月，解放军为地面部队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陆军司令部。中央军委2015年底组建独立的陆军司令部，使各军种处于相同地位，为联合作战创造了条件。这一变化需要改变战区指挥体制，战区也是首次成立附属战区的独立陆军司令部来领导其地面部队。

　　2015年PLAA继续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联合部队的核心组成，为建设一支全面现代化的陆军，同时打赢多个局部陆上战争，解放军也继续地面部队的现代化和重组。2015年PLAA强调跨军区机动演练，作战旅的机械化，组建高机动步兵合成营，配发先进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C4I）装备实现师旅级数据共享。现代化建设还涉及用精确制导弹药（包括直升机对直升机空战专用的空对空导弹）提升旋翼陆军航空兵。PLAA继续列装履带或轮式火炮系统、轮式反坦克炮、反坦克导弹，轮式或履带装甲车，以及具备先进目标截获能力的防空系统。先进的远程火炮系统——常规火炮或火箭——及其配套的目标截获系统继续列装部队，使PLA陆军战术或战役级部队具备世界一流的远程打击能力。

　　“跨越”和“火力”成为PLAA地面部队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两大系列演习。在“跨越”演习中，某一机动旅跨军区部署在训练中心实兵对抗非合作的专业蓝军，PLAA对其进行密切观察评估。战场胜利的评判主要通过安装在各种武器上的大量激光对抗系统，特像美国陆军部队在国家训练中心的训练。“火力”系列演习中，炮兵旅和防空旅跨军区部署并开展大量实弹演练，由专门的观测-评估系统进行密切观测评估。去年，PLAA更加强调增强战役级部队远距离快速机动部署并迅速转入实兵合成作战的能力。2015年有15个机动旅先后参加了“跨越”系列演习，是2014年开展“跨越”演习7个机动旅的2倍还多。

　　2014年“火力”系列演习在多个训练区训练了10个旅。相比之下，2015年“火力”系列演习在兰州军区两个专门的实弹训练场训练了14个旅。7个炮兵旅部署在青铜峡训练场，7个防空旅部署在山丹训练场。

　　2015年，PLAA各院校同执行“跨越”演习的部队开展指挥所演习，并在“火力”演习中扮演专业蓝军。并非让指挥员和参谋来到院校，而是利用PLAA的指挥软件系统，使相关院校人员仍在各自院校为训练中心的部队提供训练保障。这种复杂层次的分布式训练体现出PLAA的巨大进步，因为首次进行院校教员蓝军训练是2012年才开始的。

　　2015年PLAA的演习，通过改进分队内外间的实时数据共享网络，继续增强旋翼陆军航空兵的作战能力和空地一体指控能力。PLAA继续生产和列装先进轮式或履带装甲车、先进防空系统和电子战能力，继续增多先进远程火炮系统及其配套的目标截获系统，包括增加执行纵深袭击侦察的特种部队。大规模“联合行动-2015”系列演习中，PLAA的所有部队都是主角，集成远程火力打击力量的特种作战部队是演习最后的重点。

　　正如上述“跨越”系列演习扩大中所见，区域训练中心——具备全职对抗蓝军加上专门的执行训练评估的观察-导调人员和各种训练保障要素——的增多继续推动PLAA各主要部队的实战化训练。目前主要限制因素似乎是，同全球最大规模地面部队相比，这些中心可提供的训练时间有限。2015年陆军演习的大量媒体报道，再次强调了对PLAA执行现代空地作战能力的不断增强的民族自信。

　　太空和太空对抗能力。中国的太空计划不断成熟，利用在轨或陆基力量保障国家民事、经济、政治和军事目的任务。中国一直大幅投入发展太空能力，特别重视卫星通信（SATCOM），情报、监视与侦察（ISR），卫星导航（SATNAV），气象，以及载人、无人或星际太空探索。除了各种轨道卫星，中国的太空计划已经建成庞大的地面基础设施，为太空飞船和航天运载器（SLV）提供制造、发射、指控和数传保障。在发展太空计划的同时，中国继续发展各种太空对抗能力，旨在限制或防止敌方在冲突或危机中使用天基力量。

　　中国最新的国防白皮书申明解放军重视太空等新兴安全领域。该报告将太空称为“国际战略竞争制高点”。尽管中国继续提倡和平利用外太空，但该报告也提到中国将“保卫太空资产安全，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维护太空安全”。

　　截止2015年12月，中国发射了19个SLV运输45个航天器，包括导航、ISR和试验/工程卫星。2015年中国太空计划的突出成绩包括：

　　> 2种新发射器：2015年9月，长征-6号和长征-11号“新一代”太空发射器成功首次升空。长征-6号是一种小型液体燃料推进的SLV，设计运载能力为近地轨道1000kg；长征-11号是所谓的“快速响应”SLV，设计用于紧急情况下接到通知后向近地轨道发射小型航天器。

　　> 中国最多载荷发射和最小的卫星：2015年9月19日，长征-6号SLV首次发射，是中国单个SLV发射中携带卫星数量最多（20颗）的一次。长征-6号送入轨道的多数卫星属于不足100kg的技术展示卫星。而且，长征-6号搭载的4颗“星尘”飞卫星是中国目前最小的航天器，每个重量仅100g。

　　> 开始用于北斗全球网络的发射：2015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启第二阶段建设，于3月30日发射了“北斗”I1-S，一种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卫星。2015年，中国发射了至少2颗中地球轨道卫星和至少2颗IGSO卫星。该项目这一阶段计划拓展“北斗”目前的区域网络，到2020年实现全球覆盖。

　　解放军正在采办各种技术，从而提高中国太空对抗能力。除了研制定向能量武器和卫星干扰机，中国还在发展反卫星能力，在2014年试验的反卫星导弹系统方面可能已经取得进展。中国正在运用更加复杂的卫星作业，也可能正在太空试验可用于太空对抗任务的各种军民两用技术。

　　2014年夏季，中国进行了一次太空发射，飞行剖面类似于2007年1月的试验。2013年，中国向太空发射一个物体，弹道痕迹最高海拔30,000km以上，这可能是一次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太空对抗技术试验。

　　尽管中国国防学术经常发表太空对抗相关威胁技术，但没有其他反卫星计划得到公开承认。解放军的著作强调“摧毁、破坏和干扰敌方侦察...和通信卫星”的必要性，暗示此类系统以及导航和早期预警卫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以“使敌人变成瞎子和聋子”。

　　中国在国际网络问题方面的活动。在东盟、上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等多边或国际论坛上，中国正在进行网络相关外交和倡议努力。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打击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和抵制网络相关犯罪活动，提倡制定网络准则，包括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和国家有权控制网上内容原则等。2015年7月，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一道组成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向联合国提交报告，内容是处理网络相关问题和约束网络空间中的国家行为。

　　美中网络交往。作为防务磋商会谈、战略安全对话和相关对话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督促中国提高双方在网络空间军事条令政策、目标和任务的透明度。国防部参加了美中网络安全问题高级专家组会谈，这是2015年9月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网络有关承诺的成果之一。

　　资料：中国不断发展的海外停靠

　　中国正在拓展外国港口停靠，以便预置必要的后勤保障，从而规范和维持“远海”任务部署，如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等那样远的水域。11月末中国公开证实，打算在吉布提构建军事保障设施，“以更好地保障中国军队执行国际维和、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中国的倡议，扩大了影响力和武装部队的作用范围，反映并放大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势力。

　　中国国际经济利益的扩张日益需要解放军海军在更远海域执行任务，以便保护中国公民、投资和关键海上交通线（SLOC）。

　　在同其有着长期友好关系或相近战略利益的国家，如巴基斯坦，或者有接待外军先例的国家，中国极有可能设法建设更多海军后勤枢纽。中国的海外海军后勤保障愿望可能受制于在所属港口为解放军海军提供保障的国家的意愿。

　　截至目前，中国在印度洋还没有建成美国式的海外军事基地。中国领导人反而可能断定，优先停靠海外商业港口和数量有限的专用海军后勤设施——可能和商业港口同处一地——混合模式最贴合中国未来海外后勤需要，从而保障其日益发展的海军需求。

　　 利用商业港口进行再补给、补充或维护时，优先停靠是解放军海军青睐的情形。后勤设施体现了一种安排，中国租用商业港口的一部分仅用于解放军海军后勤作业。

　　 这种后勤模式可保障民事或军事活动。中国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后勤覆盖面还不能够保障其在南亚的重大作战行动。

　　更大的海外后勤覆盖面可使解放军海军处在更佳位置，从而拓展参与非战争军事任务，如非作战人员撤离行动（NEO）、搜救（SAR）、人道主义救援/救灾（HA/DR）和海上交通线（SLOC）安保。一定程度上，更健全的海外后勤保障点也可确保中国扩大国际维和行动、部队护卫任务和反恐倡议。

　　比如，2015年解放军海军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护航编队，就能够利用吉布提或阿曼进行基本再补充或补给。

　　资料：在海上争端中中国采取低强度强制

　　中国一直采取低强度强制来加强其对东、中国海争议地域的存在和控制。局势紧张期间，官方声明或国家媒体，对于国家主权威胁或外来挑衅的反应，是设法框定中国。中国常常采取渐进举措来增强其对争议地域的有效控制，并避免升级为军事冲突。在以往局势紧张期间，中国还采用惩罚性贸易政策作为强逼措施，并且未来也可能这么做。2015年，中国继续动用中国海警和解放军海军舰船，通过在争议地域保持近乎不间断存在，展示其连续有效管辖，从而贯彻它的主张。最近的填海造陆行动虽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以保障中国在南中国海维持更久的巡逻。2012年黄岩岛局势最紧张期间，中国限制菲律宾水果进口。2010年中国渔船和日本巡逻舰因碰撞局势紧张期间，通过限制向日本出口稀土矿石，中国将其在稀土产业的主导地位当成外交工具。

　　资料：在南中国海的造陆和建设

　　将其占领的7个地物增加了3,200英亩陆地后，2015年末中国暂停其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陆工程；同一时期，其他主张国大约造陆50英亩。作为工程的一部分，中国深挖航道便利哨所停靠，建造人工港湾，疏浚天然港湾，并且建设可允许较大舰船停靠的新泊位。最初4个地物——在2014年都进行了造陆——已经进展到主要基础建设的最后阶段，包含通信监视系统和后勤保障设施。

　　在最大哨所所在的三个地物上，2015年初中国完成了填海造陆主体工程，开始转入基础设施建设，每个地物有一个机场——均有大约9800英尺的跑道——和建设进度不一的大型港口。预计来年将在这些地物上建造大量其他基础设施，包括通信和监控系统。

　　中国政府一直声称，这些工程主要用于提高哨所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航行安全和搜救。不过，大多数中国以外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图通过改善其南中国海上的军民基础设施来加强其实际控制。这些机场、泊位和再补给设施将使得中共在该地区保持更加灵活持久的海岸警卫和军事存在。这将增强中国发现和应对其他主权主张者活动的能力，扩大中国的能力范围，减少部署这些能力所需的时间。

　　资料：核威慑进展

　　中国继续解放军核力量的现代化建设。2015年中国继续在导弹部队和海军保留可携带核武器的运投系统，并使其更加分散，存活能力更强。

　　> 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军火库有75—100枚洲际弹道导弹。火箭军正在现代化升级这些导弹弹体，包括研制可携带分导式多弹头（MIRV）的新型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中国还在试验一种高超声速滑翔式飞行器，尽管官方声明中没有提到其预定使命或是否有可能携带核弹头。

　　> 解放军海军继续建造“晋”级SSBN，4艘已经服役，至少1艘在建。“晋”加上潜射弹道导弹将使中国首次具备可靠的远程海基核能力。

　　2015年，中国还继续研制远程轰炸机，即部分中国军事分析人士所谓的“能够实施战略威慑”——据称是2012年赋予解放军空军的一项使命。一直有中国出版物暗示，中国打算建造一种远程“战略”隐形轰炸机。这些媒体报道和中国的著作表明，中国可能最终会发展一种核轰炸机。如果确实如此，中国将发展出广布陆海空的核武投送“三元体系”——一种冷战时就考虑的态势，从而增强存活能力和战略威慑力。

　　2 把握中国战略

　　战略目标

　　自2002年起，中国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主席——一直将21世纪头20年视为“战略机遇期”。他们判断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利于国内发展和增强中国“综合国力”，而外界观察家认为，其实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CCP）的重大战略目标：

　　> 确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动摇；

　　> 维护国内稳定；

　　> 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

　　> 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确立中国大国地位并最终再次取得地区主导权；

　　> 以及捍卫中国海外利益。

　　中共将这些目标提炼为习主席民族复兴的“中国梦”。2012年换届后不久，习阐述的这一概念概括了建设富强繁荣中国的长期民族梦想。习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还将“中国梦”和高调的两个一百年目标联系起来：在2021年中共成立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梦”还包括发展符合中国大国身份的军事力量。中国领导人日益设法利用日渐增强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实力，实现地区优势确立和国际影响力扩大的雄心。中国的战略是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不损害有利于其军事现代化建设的地区和平，不损害有利于中共维护政权垄断的经济发展。

　　军事战略

　　2015年，随着习主席掀开中国至少30年来最彻底改革的面纱，中国20年来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官方媒体一直标榜这次改革是解放军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这次改革设计，部分程度是为了使解放军成为更加精炼更加致命的部队，能够执行美国军方那样的联合作战。改革成立了新的战区联合指挥机构和新联合参谋部，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管理解放军的四总部也被新机构取代。习和中央军委已经命令解放军在2020年前机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国家军事战略方针。2015年，领导层调整了解放军做好打什么仗的导向，指示解放军要能够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特别强调“海上军事斗争”。中国通过“军事战略方针”——用来界定概念，评估威胁，设定规划、武力态势或现代化建设各阶段的最高指示——来宣传上述调整。方针确定了中国必须作好准备的战争类型，地区分析人士广泛将这种更新解读为一种暗示，即中国预期现代战争主要在海上进行。

　　>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领导层已经两次调整其国家战略方针。1993年观察海湾战争中的美国军事行动后，江泽民指示解放军做好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准备。2004年，胡锦涛命令军队注重“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 台湾仍然是解放军的主要“战略方向”，是领导层确定赋予战略意义的地理区域之一。其他关注区域包括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中国同印度和朝鲜的边境。今年的结构改革似乎使每个新战区都有具体方向。

　　> 2015年中国列举了8项“战略任务”或解放军必须准备执行的任务种类：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捍卫祖国统一；维护中国在太空或网络空间等新型领域的利益；维护海外利益；保持战略威慑；参加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担负应急救援、抢险救灾和“维护权益”任务。

　　> 中国军事领导人还想在2020年前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信息化”这一概念频现解放军著述，类似于美国军方“网络中心”能力的概念：是军队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和通信系统取得对敌作战优势的一种能力。解放军的著述强调，战场态势感知的准实时共享有助于确保一致快速抓住机会。

　　强逼方式。为了配合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和重组，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采取够不上武装冲突的策略来争取中国利益。这种方式通过各种算计好的行为，不触及挑起同美国、美国盟国或伙伴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战争底线，从而寻求提升中国的影响和力量。中国在南或东中国海的领土和主权诉求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比如，中国动用海上执法船来限制停靠黄岩岛并对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存在施压。中国在争议地物上的扩张和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建设，采取大规模填海造陆来展示中国的能力——并且最新发现其愿意行使这种能力——从而加强中国对争议地域的控制，强化中国存在并挑战其他主张者。

　　越来越多的全球存在。中国对海洋的重视和维护海外利益任务使解放军离中国边疆及其周边近邻越来越远。解放军海军的重点正在变化——从“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结合型转变——反映出高层正在更广泛的作战范围拓展利益。2015年11月末，中国承认其打算在吉布提建设军事保障设施。如果完工，该设施将成为中国第一个海外后勤站点。

　　积极防御。中国将其军事战略描述为一种“积极防御”，一种定位于战略上防御但战役战斗上积极主动的概念。积极防御的基础是承诺不会主动攻击，但一旦敌方决定袭击时将积极反击——一扰乱敌方备战或进攻为目的的反击而不是被动反应的防御。解放军判读积极防御时包括争取作战主动权和事态降级的命令。积极防御在《中国国家安全法》（2015）有规定，也见于解放军的主要战略文件内。

　　对外政策

　　中国仍然把保持同美国和邻国的关系稳定视为其发展的关键。中国视美国为地区和全球的主导者，最有潜能支持和干扰中国崛起。中国意识到，如果邻国开始主要将其视为某种威胁，那么他们就会抗衡中国。

　　10月，某种程度上为了平息这种担心，中国主办了东盟外长、国家或军方领导人参加的背靠背会议；他们正在出席中国香山论坛，一个关于地区安全的半官方对话。研讨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辩解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相关岛屿的建设，提倡通过双边和平协商处理分歧，声称中国绝不会“轻言”诉诸武力解决争端。范的讲话强调了中国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另外，中国利用其担任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2014—2015年主席国身份和2015年10月首次举办东盟-中国外长非正式会晤，推动地区安全新机制。

　　然而，随着中国海外利益扩张和国力增长，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再三重复的政策声明中国应当“韬光养晦”，正如部分中国精英已质疑其持续适用性，已然处于窘境。中国正在积极寻求在现有地区或全球机构中发挥更高调的领导作用，同时主动倡导成立多边机制，如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一种包罗万象的安全框架，提倡用亚洲方案解决亚洲问题，为亚洲的美国盟友提供了另一选择。2014年11月底，在少见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第4次——习主席要求北京承担更多地区和全球责任并正式确定中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习指出“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并强调中国要发挥更大作用。他强调中国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尤其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国日益积极争取国家主权与领土诉求，强硬的辞令，缺乏透明的军事实力与战略决策，继续加剧紧张局势，造成该地区国家增强同美国的关系。随着解放军继续现代化建设，尤其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这些忧虑可能会加重。

　　影响中国领导层观念的因素

　　权威官方文件表明，过去几年来中国领导人认为国内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即使“外部环境总体有利”，去年的国防白皮书（DWP）评估道，“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些变化的因素包括：

　　国内稳定。中国领导人时刻提防动乱迹象并留意控制异议。2015年，领导层对社会稳定的忧虑促使中共加强社会控制和镇压异议。2014年底，香港的抗议活动招致中国官员认为西方国家正谋求增加中国国内不稳定从而使中共倒台。中国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保护中共免受国内外威胁之责任，这反映出现政府一直担心外国的颠覆。担心动乱也可能促使领导层重视加强中共对解放军的掌控。在作为总指挥的首次讲话中，习提到苏联共产党未能控制武装部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减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成为解放军快速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抓手。不过，中国领导人也对去年的增长放缓和股市动荡表示担忧。中国经济面临着各种风险，包括房地产市场萎靡、超过经济增速的债务膨胀、省级或地方政府的高财政赤字、国内资源制约和工资增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经济需要从出口或投资驱动型经济向更多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但他们又担心，必要的短期改革可能破坏领导层眼中的社会稳定的基石，即经济稳定增长、低失业率和可控的通货膨胀。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各种环境挑战以及迅速老龄化与出生率降低双重威胁；出生率现在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相关变化会挑战中国资源和经济增长模式。中共中央委员会去年决定取消长期以来的“一孩政策”，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种挑战，但高生活成本仍然使很多夫妇不愿生育二孩。

　　影响中国利益的区域因素。亚太地区存在着大量复杂的海上或领土争端。中国在这些争端中的行为增添了该地区对其意图的担忧，削弱了其自称的希望保持睦邻友好，驱使邻国相互间或同美国更加亲密。

　　民族主义。中共和解放军领导人采取了更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态势。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加强中共的合法性，但也存在风险：限制中国领导人同外国对话者间对话的灵活性，包括危机期间限制可选方案并使领导层招致未能充分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批评。

　　外军交往

　　解放军同外国军方交往，可展示其日益增长的实力，也可改进其战术、技术和规程。双边或多边演习为中国带来政治利益，也为解放军提供了各种机会，从而增强反恐、机动作战和后勤等方面的能力。

　　军事外交。2015年1月，解放军召开全军外事工作会，概述中国军事外交如何支持中共早前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设定的目标任务。会上，高层官员传达了未来10年军事外交的目标和战略布局，要求落实习主席的此前的讲话精神，包括“大国外交”、配合和政策执行。

　　高层访问交流为中国提供了众多机遇，从而拓宽军官国际视野，对外传达中国立场，更好理解其他世界观，以及通过人际交往和军援项目加深外交关系。扩大PLA的出访使中国军官能够考察和研究外军指挥体系、部队编制和作战训练。

　　军事合作。随着中国地区和国际利益的拓展复杂，解放军国际交往也将扩大，特别是在维和行动、反海盗、HA/DR、反恐和联合演习等领域。比如，几乎每个外交上承认中国的拉美或加勒比国家都派军官到中国战略级的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学习；有些国家还派军官到南京的解放军陆军或海军指挥院校学习。除了促进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这些交往的重点可能仍在于建立政治纽带、缓解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树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武官派驻。中国在全球110多个武官处用解放军军官担任武官，开展海外日常军事外交工作。中国武官担任大使的军事顾问，保障外交部和解放军国外政策目标，执行各种解放军军事或安全合作任务，包括同东道国或第三国人员的对口交流。武官还负责收集所在国或指定地区的相关情报。尽管武官处的基本职能全球相同，但由于双边关系紧密或其他因素，有些武官处可能有特定优先任务或外交重点。近年来，随着解放军的不断专业化，中国已加大全球武官派驻。

　　中国武官处大小不一，一般是2到10名解放军军官。多数武官处只有少数正式任命的军官组成；不过，在视为对中国战略利益重要的国家，武官处会特别大，可能包括多名副武官、专门的海军或空军武官以及保障人员。

　　资料：中国的国家安全管理

　　从2014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多种举措实现中共、军事和国家机构的现代化，确保国家安全政策执行更加一致。这些举措旨在解决长期以来的忧虑，即随着中国利益和能力的扩张，冷战时代的垂直组织体制已不能满足中国面临的日益广泛的挑战。

　　> 1月，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第一部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官方媒体指出，它旨在将各部门的工作统一在中央的领导下。

　　>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以取代先前主要用来处理反间谍的法律。该法律设定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定义，赋予中央相关机构——可能是新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协调和危机处理。

　　> 两个文件的内容回应了习主席2014年在国家安全委员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的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愿景。在会上，习描述了国家安全的11个方面，从政治安全——即确保中共统治——到军事安全等问题。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务、国家安全定义的扩大以及强势的领导人，意味着国家安全委员会随时间推移可能拥有更大的权力。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习主席号召“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限涵盖国内国外事务，使其拥有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广泛的授权。习、国家总理李克强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领导该委员会，但中国还未公开其他成员姓名。北京一家电视台指出，其办公厅的头儿是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他似乎和习近乎，在其数十年的省级职涯间似乎很少有国际事务处理经验。

　　资料：中国的能源战略

　　中国能源相关的交往、投资和国外建设继续增长。2015年，中国已在50多个国家建设或投资了能源项目。中国雄心勃勃能源投入的主要驱动力在于中国渴望拥有可靠多样的能源保障来服务经济增长。相关中国公司除了对先进技术感兴趣，也越来越热衷于赚钱。

　　中国希望生产商和运输途径更加多样。考虑到人口增长和人均能源消费的增加，尽管能源自给对中国来说不现实，但中国仍然谋求维护能源供应链免遭外部轻易干扰。

　　2015年，中国进口石油约占其石油供应的60%，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到2035这一数字预计增至80%。中国仍然主要着眼波斯湾、非洲和俄罗斯/中亚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需求。

　　中国对外能源战略的第二个目标是降低自身对海上交通线的严重依赖，特别是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2015年，中国约83%的进口原油都经过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分别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至中国的原油管道体现了中国努力增加陆上供应。2015年，俄中原油管道开始扩容，到2016年输送能力将从300,000桶/天翻倍至600,000桶/天。2015年440,000桶/天的缅中石油管道建成。该管道绕过马六甲海峡，从缅甸皎漂向中国昆明输送原油。该管道的原油将由沙特阿拉伯和其它中东或非洲国家提供。

　　考虑到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新的输油管道的建立只会轻微缓解中国对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原油交通线的依赖。尽管中国努力了，但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原油或液化天然气的庞大数量，将使得战略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愈加重要。

　　2015年，从土库曼斯坦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进口约277亿立方米天然气，占其天然气进口量的45%。该管道设计用于输送400亿立方米/每年，计划扩容至600亿立方米/每年。还有一条天然气管线，设计用于每年输送120亿立方米缅产天然气，2013年9月开始运行，2014年输送3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条管道平行于跨缅原油管道。2015年，中俄于2014年达成的天然气项目毫无进展。该管道预期2035年前传输380亿立方米，2018年前开始输送。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在领土争端中动用武力的情况变化较大。一些争端引发了战争，如1962年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冲突及1979年与越南的冲突。20世纪60年代与前苏联的争议性边界差点引发核战争。随后，中国一直愿意对邻国采取妥协与让步。1998年以来，中国已经同6个邻国解决了11项陆上领土争端问题。最近几年，中国采取了一种避免军事冲突的强逼方式来处理专属经济区（EEZ）和近海油气矿藏所有权的相关争端。

　　东中国海约含有天然气和石油，但油气储量难以估计。中国和日本对延伸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诉求存在交叠。日本坚持以两国中间线划分专属经济区，而中国主张拥有中间线以外直至冲绳海槽的延伸大陆架。自2009年初以来，日本一再指责中国违背2008年6月的一项两国协议，声称中国单方面在分界线下钻探开采日方矿藏，而该协议划分了各自资源开发的中间分界线，并在该线北部设定了一个跨线区进行油气田联合勘探。中国继续争夺日本对尖阁诸岛附近的管理权。

　　南中国海对整个东亚都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因为东北亚严重依赖南中国海运输线上的输油和贸易，包括了日本、韩国和台湾80%以上的原油进口。中国宣称对斯普拉特利及帕拉塞尔群岛（译者注：即南沙和西沙群岛）和“九段线”以内其他陆地拥有主权——同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主权诉求部分或完全冲突。台湾，目前占据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太平岛，发表了同中国大陆一样的主权诉求。2009年，中国抗议马来西亚和越南提交的南中国海延伸大陆架提案；在其对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抗议中，中国提交了模棱两可的“九段线”地图，并在一次普通照会中声称，其“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尽管中国-印度政治经济关系升温，但在两国长达4,057km的边境线上，阿鲁纳恰尔邦(中国宣称其是西藏的一部分因而也属于中国)和青藏高原西端的阿克赛钦地区紧张局势依然。2013年10月，中印官员签署了《边境防务合作协议》，对实际控制线上处置两军接触的现有程序进行补充完善。就争议领土沿线的频繁入侵和军事设施，中国和印度继续相互指责，最近一次事件2015年9月发生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北拉达克的波色。对峙五天后，中国和印度举行了一次高级将官会晤，赞同维持和平，并且退至双方都接受的位置。

　　资料：中国的军事领导层

　　PLA是中共的武装工具，组织上是中共政党的一部分。职业军官是中共党员，团级以上单位有负责人事抉择、宣传和反情报的政工军官。各级重大决策都由中共委员会作出，由政委和军事指挥官领导。

　　由于中央军委的特殊政治地位和解放军在军事知识技术中的近乎垄断现状，解放军的军事将领对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很有影响力。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严格意义上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但几乎无一例外由军官组成。中央军委主席是文职人员，通常兼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解放军高层2016年1月宣布重组之前，中央军委的当然职权委员包括几位副主席、国防部长——职能不同于美国国防部长的一个职位——三位军种司令员和四总部部长。2016年1月宣布重组前担任上述职务的军官仍然在中央军委任职，但随着解放军结构改革的进行，中央军委的组成可能会变化。

　　资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并在2013年春被选举为国家主席，这是数十年来中国三大最高职位首次全部移交给新任领导人。在成为中国的新任总指挥之前，习只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习的父亲在中共革命期间是一位军事要员，并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政治局委员。习近平早期职业生涯中担任过一位国防部长的秘书，而在成为省级中共官员后，他应该有很多机会同解放军交往。在会见美国官员时，习近平一直强调要改善中美间的两军关系。

　　副主席范长龙，2012年陡然“直升机式提拔”，成为中国最高军事官员。他先前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该军区是作战新思想新技术的试验场，最近几年来一直处于解放军联合训练的前沿。范在就任前是中国七大军区中任职司令员最长的，但与其他中央军委副主席不同的是，范此前从未在中央军委任过职。他还曾在毗邻朝鲜和俄罗斯的沈阳军区任职35年。

　　副主席许其亮——第一位升为军委副主席的职业空军军官——此前在军委担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期间监管部队的快速现代化建设并扩大了空军的对外活动。他直言不讳地提倡增强空军在解放军内的地位作用，如2009年声称空军应该引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许在职业上可能曾与习近平有交集，当时两人都在福建省服役。自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来，许是第一位担任总参谋部（GSD）副总参谋长的解放军空军军官——是解放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是年54岁。

　　国防部长常万全2013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解放军的第三大高级军官，管理解放军与国家政治机构及外国军队的关系。常曾担任总装备部部长，负责解放军的武器开发和太空任务。他曾参加中越边境冲突并在三个军区担任过领导职务。

　　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监管解放军作战、训练和情报，其职责同前总参谋部首长类似。他在2009年中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仪式中担任“总指挥”，并监督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全工作。房是由首位直接升为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的前北京军区司令员。2007年他被提为北京军区领导时，是解放军最年轻的军区司令员。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监管解放军政治工作，包括宣传、纪律和教育等继承自前总政治部的任务。张作为中央军委委员的不寻常处在于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同一军区，即接壤越南和南中国海的广州军区，并最终在较年轻时就成为该军区的政治委员。张还参与解决中越边境冲突，支持抗击2008年1月中国南部的暴风雪灾害。

　　后勤保障部部长赵克石2012至2015年间曾任前总后勤部部长，负责监管解放军保障职能，包括供给、运输、军事财务、设施管理和基础建设。在2012年任职中央军委前，赵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南京军区——负责台湾应急工作——最近才担任司令员。据说他也曾在引发1996年台海危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担任演习指挥官。赵曾发表过国防动员方面的著述。

　　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2006年起便已担任海军首长，2007年进入中央军委。在吴的领导下，海军一直增多跨区演习、跨国巡航和外国海军交流活动，并首次派兵亚丁湾。作为第一个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职业海军军官，吴领导了中国三个解放军海军舰队中的两个。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东海舰队。

　　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马晓天之前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负责解放军的军事活动。马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的主要军事交流，包括防务磋商会谈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安全对话部分。马的重要经历是曾当过飞行员并在多个军区担任过参谋。

　　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司令员魏凤和监管前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魏在2010年底晋升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之前，曾在不同军区的多个导弹基地服役并在第二炮兵总部担任司令——第一个被晋升为副总参谋长的二炮官员。作为副总参谋长，魏频繁会晤外国代表团，包括美国高级官员，较之先前的二炮司令，大大提升了自身国际知名度。

　　3 军队现代化目标和趋势

　　中国在诸多军事项目和武器系统的投入旨在增强拓展领域的兵力投送、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和作战行动，如网络、太空和电磁频谱等新型领域。中国目前的武器生产趋势，不但增强了中国处置邻国间突发情况的能力，如台湾危机，也将使解放军能够在远超中国传统领土诉求以外的亚洲地区执行各种军事行动。业已部署或正在发展的关键武器系统包括弹道导弹(含反舰类)、反舰或对陆攻击巡航导弹、核潜艇、现代水面舰艇和一艘航母。确保贸易通道安全的需要，尤其中东的石油供应安全，促使解放军海军加入亚丁湾国际反海盗行动。同日本在东中国海的海上争端，以及同几个东南亚主权诉求国在南中国海部分或全部斯普拉特利和帕拉塞尔群岛的争端，使这些地域的紧张局势提升。朝鲜半岛的不稳定也可能造成牵扯解放军的地区危机。想要保护中亚的能源投入，加之民族分裂分子获取跨境支援的潜在安全隐患，也可能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或稳定破坏时的军事干预，提供诱因。

　　中国领导人也要求解放军发展执行国际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救灾和反恐行动等任务的能力。这些能力也可能增加中国利用军事影响力推动外交事项的选择余地，谋取地区或国际利益，或以利于中国的方式解决争端。

　　比如，中国的“安慰”级军用医疗船，“和平方舟”号，曾部署至整个东亚和加勒比海地区。中国已经同上合组织成员国进行了4次联合军演，最突出的是“和平使命”系列演习，中国与俄罗斯为主要参与方。中国继续2008年12月开始的亚丁湾反海盗行动。

　　解放军正在发展的能力

　　核武器。中国的核武器政策优先保有一支核力量，能够在袭击后幸存并具备足够力量对敌施以损失不可接受的反击。面临美国，其次是俄罗斯，在战略ISR、精确打击和导弹防御能力方面的持续优势，中国坚称，新一代机动导弹，所携弹头由分导式多弹头（MIRV）和突防用具组成，意在确保中国战略威慑的存活力。类似地，印度的核力量是中国核力量现代化的另一驱动力。解放军为其核力量配备了新型指挥、控制和通信能力，改进战场上多分队的控制。通过采用改进的通信联络，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如今可以更好地获取战场信息，同所有指挥层保持不间断联络。分队指挥官通过语音指令能够同时，而不是逐级，向多个下级部队发布命令。

　　中国始终宣称其奉行“不首先使用”（NFU）政策，称其仅在反击核打击时才会动用核武器。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承诺有两项承诺：中国决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决不对无核武器国家或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适用NFU政策的条件存在模棱两可的地方。有解放军官员曾公开撰文称有必要阐明中国将在何种条件下使用核武器，比如当敌人的常规攻击威胁到中国核力量或者政权本身的存亡时。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家领导人愿意将这样的细微差别和与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承诺进行区分。

　　中国可能会继续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一支有限但可存活的核力量，确保解放军能够发动一次有破坏力的报复性核打击。最近的新闻报道暗示，中国可能会提高和平时期核部队的战备等级来确保及时响应。

　　陆基平台：中国的核武库目前有75—60枚洲际弹道导弹，其中包括发射井式CSS-4改2(东风-5A)和改3(东风-5B)型，公路机动、采用固体燃料的CSS-10改1和改2(东风-31和东风-31A)型，以及射程更有限的CSS-3（东风-4）型。固态燃料推进、公路机动式CCS-5（“东风”-21）型中程弹道导弹，担负地区威慑使命，是上述力量的补充。

　　海基平台：中国正继续建造“晋”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4艘已经服役，还有1艘在建。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最终将配备JL-14潜射导弹，预计射程将达7,400千米。晋级和JL-2将赋予解放军海军首次远程海基核能力。以南中国海海南岛为基地的“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届时将能进行核威慑巡逻。

　　未来的努力：中国正致力于发展各种技术，包括再入机动飞行器（MaRV）、分导式多弹头、假目标、干扰物、电子干扰和热屏蔽等，试图对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已经承认其2014年试验发射了一种高超声速滑翔式飞行器。中国官媒还提到了二炮的大量演练，凸显为增加存活率而进行的机动、伪装和模拟战斗条件下的发射行动。与新一代导弹更强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一起，这些技术和训练的提高增强了中国的核力量，提高了战略打击能力。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和弹道导弹核潜艇威慑巡逻的开始将迫使解放军完成更高级的指控系统或流程，确保部队更庞大、更分散时核武释放权的完整性。

　　反介入/区域拒止。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并为应对各种突变作准备，继续发展各种能力，在诸如台湾突变等大规模战役期间，致力于劝阻、威慑或者根据命令击溃可能的第三方干涉。美国防务规划者将解放军上述能力统为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尽管中国没有使用该词。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包括发展各种能力，对西太平洋内可能部署或作战的敌军，在空海天电与信息等各领域，进行远距离打击。正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2013年的《战略学》所述，“我们不能靠运气，必须立足充分的战争准备和自身强大的军事能力，而不是估计敌人不会来、不会介入或打击。”

　　信息作战。作为中国能够对抗第三方介入的一个基本要素，如果还称不上基本前提的话，就是必须掌控现代战场各维的信息谱。解放军的著者经常提到，掌控信息——有时谓之“信息封锁”或“制信息权”——以及战役早期抓住主动权为随后取得空海优势创造条件，在现代战争中的必要性。中国正提高信息和行动安全性以保护其自身信息设施，也不断发展电子战（EW）和其他信息战能力，包括否认和欺骗。中国的“信息封锁”可能会设想在整个战场空间，包括网络和太空，运用国家权力的军事和非军事工具。中国在先进电子战系统、太空对抗武器和网络空间作战的投入——加上宣传和模糊否认等传统控制形式——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构建信息优势的重视。

　　网络作战。中国认为其网络空间能力和人才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为了应对上述想象的不足，中国正在加强培训和国内创新以实现其网络空间能力发展目标。解放军研究人员提出，通过发展运用进攻性网络空间能力、掌握“制网络空间权”是慑止或中止敌人的关键。中国进攻性网络空间作战，可能通过瞄准关键节点破坏敌方在该地区的全部网络，为A2/AD提供支援。

　　远程精确打击。中国常规导弹能力的发展一直特别快。也就在10年前，虽然有数百枚短程弹道导弹能够打到台湾境内的目标，但中国仅有初步能力可打击第一岛链及其以外的地点，如冲绳或关岛的美国基地。然而，如今中国正在列装一系列常规武装的短程弹道导弹（SRBM），还不算地面或空中发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特种作战部队和网络战能力，可使整个地区的目标处于危险。位于日本的美国基地正处于越来越多中方中程弹道导弹和各种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内。随着H-6K轰战机2015年首次飞入西太平洋，关岛也可能被空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打击。2015年9月阅兵时，中国首秀了“东风”-26。该系统能够对地面目标实施中度精确打击，包括关岛上美国基地的目标。

　　中国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还远不止精确，现在越来越能够对付敌方的空军基地、后勤设施、通信和其他陆基基础设施。解放军的分析人士已有定论，鉴于协调交通、通信和后勤网络中的精确性要求，后勤和力量投送是现代战争的潜在弱点。

　　弹道导弹防御（BMD）。中国一直努力超越飞机和巡航导弹的防御能力，取得更高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以更好地保护中国大陆及其战略资产。中国现有的远程舰对空导弹对抗弹道导弹的能力有限。新型国产雷达JL-1A和JY-27A，设计用于应对弹道导弹威胁，其中JL-1A宣称能够精确跟踪多个弹道导弹。中国的SA-20 PMU2是俄罗斯出口的最先进的地对空导弹之一，宣称能够攻击弹道导弹，射程1,000公里，速度2,800米/秒。中国自产的CSA-9远程舰空导弹系统预计只能为对抗射程500公里以上的战术弹道导弹提供有限的定点防御能力。中国正在研发由大气层外(80千米以上高度)动能拦截器、弹道导弹拦截器和其他高层大气以内的航空飞行器组成的导弹防御伞。2010年1月和2013年1月，中国分别利用一枚陆基导弹成功拦截了一枚处于飞行中段的弹道导弹。中国宣布从俄罗斯采购S-400 SAM系统，可能为中国提供对抗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具体视交付中国的拦截器变型而定。

　　水面和水下作战。中国继续打造各种攻防能力，使解放军能够在其所谓的“近海”内获取制海权，也能将有限的作战力量投送至“远海”。其中，中国的海防巡航导弹（CDCM）、空/舰/潜射反舰巡航导弹（ASCM）、潜射鱼雷和水雷为解放军海军提供抗击敌方舰队干涉的能力，当敌海军作战舰艇接近中国沿海时，可施以更加致命的多方向高强度袭击。另外，中国已经列装CSS-5反舰弹道导弹，专门设计用于使距中国海岸线900海里以内的敌航母处于危险境地。中国在海底领域也逐步取得进展，但仍然缺乏强大的沿海或深海反潜作战能力。还不清楚中国是否有能力收集准确的目标信息并及时将其传递至发射平台以成功打击第一岛链以外的海上目标。

　　太空与反制太空。解放军继续增强军用太空能力，包括“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和能够监视全球或太空目标的太空监视方面取得进展。中国正在寻求利用太空系统建立一套实时准确的监视、侦察和预警系统，从而增强联合作战的指控能力。不过，公开讲时，中国反对太空军事化。2009年，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迅速否定他后，时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许其亮公开收回其早前有关太空军事化是“历史的必然”相关言论。

　　解放军的战略家们将使用天基系统——并拒止敌人这么做——看作赢取现代信息化战争的中心环节。尽管解放军的理论似乎没有将太空作战视为特殊的“战役”，但太空作战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其他战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抵抗第三方介入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在沿海300海里（556km）以内，凭借强大的早期预警、战斗机和各种SAM系统以及主要用于抗击敌远程空中打击平台的定点防御，中国拥有可靠的一体化防空系统。中国继续研制和推销各种设计用于对抗美国技术的一体化防空系统，专门对付各种“高科技”作战。除了提高中国抗击固定翼飞机、无人机、直升机和巡航导弹等传统IADS目标的能力，中国在航展还宣称中国新型雷达能够探测隐形飞机。中国的销售资料还强调，该系统能够对抗远程空中打击或作战支援飞机等远程目标。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空中预警机，如中国自产的KJ-2000和KJ-500，据说探测范围可扩至大中国边境以外很远。

　　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远程SAM，包括自产CSA-9（HQ-9）、俄罗斯SA-10（S-300PMU）和SA-20（S-300PMU1/PMU2），号称能够防备飞机和低飞巡航导弹。2014年秋，中国签署了一份俄罗斯射程最远SA-X-21b（S-400）舰对空导弹（射程400公里）的交付合同，还期望通过继续研发使国产CSA-9舰对空导弹的射程扩大至200公里以外。

　　空中作战。中国第五代战斗机研制计划将提升中国的空对空作战能力。这些战机以J-20或FC-31/J-31样机为基础，具备高机动性、低可侦测性和内置武器舱等特征。其他主要特征包括可更加及时地为网络中心作战环境中的行动提供态势感知的现代航空电子设备和传感器，具有先进寻的能力与防敌电子对抗的雷达，以及具有先进通信和GPS导航功能的集成电子战系统。第五代飞机，最早2018年可能服役，将大幅提升中国现有第四代战机（俄制苏-27/苏-30和J-11A及自制J-10和J-11B战斗机），以支援地区性制空和空中打击行动。此外，中国轰炸机队的持续升级可以提高其搭载新型远程巡航导弹能力。结合采购性能更强的军事装备，中国还在增加空战和防空训练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类似地，采购和研制远程无人机将增强中国执行远程ISR与打击行动的能力。中国正在推动无人机的研制和运用。2015年，中国媒体报道了解放军最新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神雕”，可用于早期预警、目标确定、电子战和卫星通信等多种任务。去年，解放军空军还报道，在中国西部的一次地震后，用无人机辅助HA/DR——这是首次公开承认解放军空军无人机的行动。照片表明它是“翼龙”无人机。

　　建设信息化军队。解放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行动，并有可能将常规和网络作战行动视为获取制信息权的一种手段。为在战时拒止敌方获取或使用信息，解放军可能运用电子战、网络空间战和欺骗等加强太空对抗及其他动能作战行动。中国的著作将信息化战争描述为削弱敌方战时获取、转发、处理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并迫使敌方在冲突发生前屈服。“同步和并行”作战涉及打击美国军舰、飞机和相关补给舰，并运用信息攻击来影响战术与战役通信或计算机网络。这些作战可能严重影响敌方导航与寻的雷达。

　　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C4I）现代化建设。现代战争强调快速信息共享、处理和决策的重要性，中国继续优先C4I的现代化建设以顺应战争趋势。解放军寻求自身技术和体制两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便运用日益先进的武器系统在近距离或远程战场上指挥复杂的联合作战。

　　解放军把C4I系统的技术改进视为提高决策速度与效率同时确保移动或固定指挥所安全可靠通信联络的关键。解放军正在向全军更底层分队列装先进的自动指挥系统，类似一体化指挥平台（ICP）。采用一体化指挥平台确保实现联合作战所必须的跨兵种通信。这些C4I进步有望减少指挥流程。上述新技术确保解放军的信息共享——情报、战场信息、后勤信息和天气预报——基于稳健冗余的通信网络，从而改善指挥官的态势感知。尤其是，向战场指挥员准实时转送ISR数据，能够方便指挥员的决策过程并使作战行动更加高效。

　　这些技术进步已经大幅增强解放军的灵活性和及时响应。“信息化”作战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会议来进行指挥决策或执行所需的大量劳动过程。指挥官机动中就能够同时向多个分队下达命令，而分队也可以通过使用数字数据库和指挥自动化工具迅速调整行动。PLA还谋求通过改革全国和地区的联合指挥机构来提高C4I能力。

　　网络战。网络战能力能够在三个方面为解放军作战服务。首先，它们可以让解放军收集以情报或进攻性网络行动（OCO）为目的的资料。其次，通过攻击基于网络的后勤、通信或商业活动，它们可用于限制敌人行动或延长反应时间。第三，在危机或冲突时刻，一旦和动能攻击结合起来，它们就会成为力量倍增器。

　　发展用于战争的网络能力同解放军权威著述的观点一致，后者确定信息战对获取制信息权不可或缺，也是对抗更强敌人的一种有效手段。中国最新国防白皮书（DWP）首次指出，网络空间是国家安全的新领域，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DWP还宣布，中国打算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发展，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威胁。

　　解放军的军事著述详述了进攻性网络行动和信息战在冲突中的效果，提倡通过攻击敌方的通信和后勤网络系统来影响其在冲突早期阶段的作战能力。它们将敌方的指控系统描述为“战场信息采集、控制及运用的心脏。它也是整个战场的神经中枢。”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称，信息作战指挥机构存在于解放军战略、战役和战术各级。战役级的信息作战部门包括几个专门协调信息作战的小组。不过，2015年宣布的机构改革可能改变解放军信息作战的组织指挥方式。

　　针对美国国防部的网络活动。2015年，世界各地无数计算机系统，包括美国政府的，不断遭到入侵，部分入侵似乎直接归因于中国政府或军方。这些入侵的重点在于获得网络访问和窃取信息。中国正利用其网络能力，针对保障美国国防计划的外交、经济和国防工业基地等部门，辅助情报搜集。目标信息有可能用于使中国国防工业、高技术产业受益，让中共得以洞察美国领导层对中国重大问题的看法。此外，目标信息可能帮助中国军事规划者构画美国危机期间可能动用的国防网络、后勤和相关军事能力。上述入侵所需的权限和技能与进行计算机网络攻击类似。

　　实现兵力投送的系统和能力。中国优先发展陆基弹道或巡航导弹计划，以进一步拓展从边境实施打击的能力。其正在研发和试验几种新型或变型进攻导弹，组建更多导弹部队，升级老旧导弹系统和发展对抗弹道导弹防御的各种手段。除了近程弹道导弹，解放军火箭军——前解放军第二炮兵——已部署至台湾对面相关位置，且该部队正在列装巡航导弹，包括陆射“长剑”-10陆攻巡航导弹。中国继续列装一种反舰弹道导弹，CSS-5（“东风”-21）型中程弹道导弹的一种变型，该导弹2010年开始部署。CSS-5改5射程1,500公里，配备再入机动飞行器。中国还部署了陆攻CSS-5改4，可使冲绳和日本本土的目标处于危险；“东风”-26能够对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可能使关岛的美国部队处于危险。

　　解放军海军继续发展和部署俄制和自产混杂的舰载、潜载和机载反舰巡航导弹，以扩大攻击范围。另外，中国可能发展了为新型“旅洋”-III级导弹驱逐舰装备陆攻巡航导弹的能力，首次赋予解放军海军陆攻能力。而且，继续部署装备反舰巡航导弹的潜艇来支援反海盗巡逻，强调了中国热衷于在南中国海以外保护海上交通线。这些潜艇部署表面上是支援中国向印度洋的兵力投送。

　　解放军空军加强了执行离岸攻防作战的能力，如打击、防空与导弹防御、战略机动和预警与侦察等任务。2015年，解放军的一份报告确定了向太平洋拓展监视的军事条件。除了强调必须要有新型战略轰炸机和陆基拦截弹，该报告还确认了其他几种能力：高速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大型运输机、大气层外飞行的飞船、新一代歼击机、无人攻击机、空军卫星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继续发展隐形飞机技术。解放军空军部队已经使用能够携带6枚陆攻巡航导弹的H-6K轰炸机，使其具备使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远程防区外空中进攻的能力。3架IL-78 MIDAS空中加油机的采购将增强解放军空军的能力，使其战斗机的作战航程延伸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为了解决战略空运之不足，中国还在试验一种新型重型运输机，命名为运-20。该飞机2013年1月开始飞行测试。除了是中国第一架自产重型喷气式运输机，运-20也能够实现其他使命，如用作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或用作空中加油机。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继续循序渐进地增强其空中兵力投送能力。去年，解放军空军飞机的“远海”训练更靠近西太平洋。也是在2015年，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飞机参加了许多跨军种演习和实战行动，这表明中国正在寻求未来的一体化空中作战。空中力量的一体化可使中国增强打击的灵活性，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或台湾突变中为飞机提供保障。

　　作为解放军所谓的未来航母的“试验”平台，首艘航母“辽宁”号的运行已经为解放军海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15年，中国开始建造第一艘自行研制的航母。中国下一代航母可能具备更持久续航力，可起飞更多型号的飞机，如电子战、预警和反舰作战飞机，从而增强解放军海军“航母战斗群”的潜在打击力量，维护远离中国周边地区的中国利益。这些航母最有可能执行的任务是巡逻经济上重要的海上航线，开展海军外交、地区性威慑和人道主义救援/救灾等。

　　实现“蓝海”海军能力。中国军队致力于将其作战范围拓展到东亚以外直至中国所谓的“远海”，而解放军海军仍然处于这些努力的最前列。在上述地区的任务包括：保护重要的海上航线免遭恐怖主义、海盗和外国的阻断；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救灾；开展海军外交和地区性威慑；开展相关训练，以在台湾应急及东或南中国海冲突中阻止美国等第三方妨碍中国的海上行动。解放军海军执行上述任务的能力一般化，但随着从远海行动中获取更多的经验和拥有更大、更先进的平台，这种能力正不断提升。

　　解放军海军未来10年的目标是成为更强大的地区力量，能够在更大范围的亚太地区投送兵力，从而在长达数月时间内执行高强度作战行动。不过，后勤和情报保障仍然是主要瓶颈，尤其是在印度洋或亚太地区以外的地域。因此，中国想要拓展其在印度洋的后勤补给，未来10年可能会在这一地区建立几个补给点。

　　过去几年里，解放军海军的“远海”经验主要来自亚丁湾的反海盗任务和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以外的远距离特遣大队部署。中国继续在亚丁湾保持3艘常在舰船，以保护中国商运不受海盗袭扰。该行动是中国首次在亚洲以外地区长期执行海上行动。

　　2015年，解放军海军继续开展“远海”部署。解放军海军继续向印度洋部署潜艇，说明其日益熟悉在地域行动。2015年中俄海军演习之后，3艘解放军海军舰船过境白令海和美国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附近海域。2015年，在印度洋部署3个月后，反海盗特遣队3艘舰船接着环球航行，访问了欧洲、中美洲和美国的大量港口。

　　解放军海军的力量结构继续发展，融入更多兼具近岸与远距离兵力投送的多功能平台。中国正在进行“旅洋”-III级导弹驱逐舰、“江凯”-II级型导弹护卫舰和“江岛”级轻型护卫舰的批量建造。中国还着手建造更大的055型导弹巡洋舰，有望2017或2018年服役。

　　海上执法。在海上争端中，中国倾向于动用由政府掌握的民事海上执法机构，而将解放军海军用作防止局势升级的监视力量。中国海警力量的扩大和现代化将增强中国行使海上主权诉求的能力。中国海警正在快速增加总体力量水平。过去5年来，中国为海警增添了100多艘海上巡逻舰，从而增强其执行近岸延伸行动的能力并替代老旧装备。未来10年，新的民事执法舰船力量，将使中国能够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更加稳健地巡逻其诉求主权地域。总之，中国海警的总体力量水平有望增加25%。这些新增的舰船中有的可以供直升机降落。

　　2013年，中国合并4个海事执法机构组建中国海岸警卫局，隶属公安部负责其行动。中国海警担负非常广泛的任务，如行使中国的主权主张、缉私、保护渔业资源和普通执法。

　　非战争军事行动。解放军继续做好非战争军事行动准备，包括应急响应、反恐、国际救援、人道主义救援/救灾、维和行动和其它各种安保任务。中国2015年国防白皮书指出，解放军将继续把非战争军事行动纳入军事战备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实践中，军队分担了人民武装警察（PAP）的很多任务，后者是一支对内的准军事力量。

　　2015年，解放军在4月尼泊尔发生强震后，派遣1000多人参与人道主义救援/救灾行动。解放军将这次行动描述为中国向海外部署武装人员最多的一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去年，解放军还提供了10次联合国维和行动，并继续参与双边或多边以非战争军事行动为主的军事演习。

　　资料：电子战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

　　解放军将电子战视为削弱或消除美国技术优势一种手段，并认为它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电子战条令强调运用电磁频谱武器压制或欺骗敌电子装备。除了敌方计算机和信息系统，解放军电子战战略重视无线电、雷达、光学、红外和微波频谱。

　　中国战略强调，电子战是至关重要的第四维战场，应将其与传统陆、海、空部队同等看待。在军事作战中，有效的电子战是重要的支援手段，也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解放军视电子战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倍增器，战时可能用其支援所有作战装备或兵种。

　　解放军电子战部队已经开展了干扰和反干扰行动，检验军队对电子战武器、装备和性能的掌握情况。在模拟电子战环境下进行实兵、实装对抗行动有助于增强部队的信心。电子战武器的研发成果正在上述演习中进行试验并已证实有效。这些电子战武器包括针对多路通信与雷达系统和GPS卫星系统的干扰装备。电子战系统还可装备在其他执行进攻或防御作战的海基或空基平台。

　　资料：PLA力量投送向外延伸

　　解放军过去10年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趋势，反映了解放军实现地区或全球安全目标的能力已扩大。解放军陆海空和导弹部队日益能够在和平时期投送力量，并在地区冲突事件中对抗美国的军事优势。解放军日益增强的兵力投送能力还扩大了中国在全球定位的目标，希望被视为保持稳定的担当者和地区大国。

　　解放军将继续首先强调发展应对台湾突变的各种能力，也正在稳步加大部队作战的灵活性，以便能够应对地区或全球焦点任务。解放军的导弹和空军部队仍然是扩大中国防御圈的关键。这腾出了其他军事力量，使其能够专注于执行远离中国沿海的防御任务，如封锁、主权执法或反介入/区域拒止。中国还注重增强解放军的ISR能力，改进目标发现瞄准和及时响应。

　　海军行动向中国近边以外地区扩大促进了军事力量的非战争运用，并使中国具备打击太平洋或印度洋各目标的多种能力。增强“蓝海”能力将扩大中国的海上安全缓冲区，从而有效地保护中国近、远海利益。

　　中国的现代海军平台拥有先进的导弹和技术能力，这增强了部队的核心作战能力，确保陆基防御圈外的可靠作战。而且，中国目前的航母和规划的后续航母，将使防空伞扩大至海岸系统射程范围以外，有助于“远海”特遣队行动。中国军事专家主张，为了实现远海防御战略，解放军海军必须发展远程陆攻弹道导弹，从而增强从海上控制陆地的能力。

　　资料：中国内部安全力量

　　中国国内安全力量主要由人民武装警察（PAP）、公安部（MPS）、国安部（MPS）和人民解放军（PLA）组成。中国领导人依靠这些力量应对各种挑战，包括政治、社会、环境或经济问题抗议到疑似恐怖袭击等。近年来，中国日益关注其认为与外国势力有关联的抗议，特别地，中国领导人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视为同新疆自治区维吾尔族民族主义分子有关系的恐怖组织。中国谴责维吾尔族“分裂分子”在中国的恐怖袭击；自2014年初以来恐怖活动显著增多，因此新疆实施了严格的安保措施以遏制潜在袭击。

　　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共的武装臂膀，解放军是中共当局的最终担保者，除了国防任务还有安内使命。比如，解放军可提供交通、后勤和情报，以协助当地公共安全部队的国内安保任务；并且依照1997年《国防法》授权，中共领导人认为必要时，可直接“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人民武装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武警）是中国的一支准军事武装力量，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内安全和国家稳定。它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双重指挥。尽管武警拥有职能不同的分队，如边防安全和消防，但负责国内安全的最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武警分队组成“总队”，同时数量很少的几个“机动师”可部署在国内任何地方以应对内部危机升级。

　　公安部。公安部领导中国的警察，是公共秩序的前线力量。公安部的主要任务是国内执法和“维护社会安全秩序”，职责包括防范和打击暴乱或恐怖主义等。分布在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公安部警官大约有190万人。

　　国安部。国安部是负责民事秘密情报/反情报的主要机构。国安部的任务包括：保护中国国家安全、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执行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国家秘密、反情报以及对在中国国内实施或指示、支持或帮助他人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组织或人员进行调查。

　　资料：精确打击

　　近程弹道导弹（小于1,000 km）。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以前称为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2015年底拥有约1,200枚近程弹道导弹。该部队列装了先进导弹的变型，除了拥有更高级载荷，射程和精度也有改进，同时正逐步替换没有真正精确打击能力的早代型号。

　　中程弹道导弹（1,000-3,000 km）。解放军正在列装常规中程弹道导弹以增加精确打击的射程，使其能够对在远离中国海岸至第一岛链内的陆上目标及海上舰船进行打击。

　　中远程弹道导弹（3,000-5,500 km）。解放军正在发展一种公路机动、核或常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其精确打击能力延伸至“第二岛链”。解放军海军还在用天波或地波超视距雷达来提高其超视距瞄准能力，其与侦察卫星协同使用时可定位远离中国的目标，因而支持远程精确打击，包括部署反舰弹道导弹。

　　对陆攻击巡航导弹。解放军继续列装空射或陆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空射巡航导弹包括“鹰击”-63、“空地”-88和“长剑”-20（二炮仍列装“长剑”-10陆射巡航导弹的空射型号）。中国最近改进了“空地”-88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宣称射程100km以上，可能正在测试射程更远的型号。中国还在发展“长矛”-802AKG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一种能够从战斗机或轰战机打击陆地和舰船目标的出口武器。

　　陆地攻击弹药。解放军空军拥有少量战术型空对地导弹（ASM）和精确制导弹药，包括全天候卫星制导炸弹、反辐射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中国正在发展尺寸更小的空对地导弹，如“暗箭”-1、“红箭”-10型反坦克、“蓝剑”-7型激光制导和“空地”-2型导弹，用于同不断发展的无人机联合使用。另外，中国还在改装GPS制导弹药，如“飞腾”-5型和“雷石”-6型炸弹，类似美国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JDAM）。

　　反舰巡航导弹。解放军海军正在部署各种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能力最强的包括国产“鹰击”-62型反舰巡航导弹和俄制SS-N-22/“日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配备在中国购自俄罗斯的“胜利”级DDG上。中国的潜艇部队也在增强反舰巡航导弹能力，用远程“鹰击”-18代替“宋”、“元”和“商”级潜艇上的旧型“鹰击”-82反舰巡航导弹。“鹰击”-18类似于俄制SS-N-27B/“日炙”型反舰巡航导弹，具有超音速末端冲刺能力，列装于12艘俄制“基洛”级潜艇的其中8艘。另外，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在“歼轰”-7和“轰”-6G飞机上采用了射程200km的“鹰击”-83K型反舰巡航导弹。中国还为海军发展了“鹰击”-12型反舰巡航导弹。这种新导弹具有远程和超音速特性，对海军资产构成了更大威胁。它能够由“轰”-6轰战机发射。

　　反辐射武器。中国已开始将国产版的俄Kh-31P（AS-7），也称为“鹰击”-91，同其歼击轰炸机融合。20世纪90年代，解放军进口了以色列制“哈比”无人机和俄制反辐射导弹。

　　火炮发射的高精度弹药。解放军正在发展部署一类火炮系统，包括PHL-03型300mm多管火箭炮（射程100公里以上）和射程更远的AR-3双口径多管火箭炮(射程220 km)，射程可打击台湾海峡以内乃至以外的目标。

　　资料：解放军的地下设施

　　解放军继续保持稳健的、技术先进的地下设施规划，以保护军队的各个方面，如指控、后勤以及导弹或海军力量。鉴于自身的NFU核政策，中国已假定其必须承受初始核打击，同时确保领导层与战略资产得以幸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确定有必要升级并扩大其军用地下设施规划。中国注意到美国和盟军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的空中作战及其在北约“盟军行动”中的运用之后，上述现代化建设显得愈加紧迫。后来强调“打赢高科技战争”促成先进隧道技术和建设方法的研究。这些军事行动使中国确信，有必要构建更坚、更深的地下设施，导致过去10年来我们探测到整个中国都在广泛进行地下设施建设。

　　资料：否认和欺骗

　　在解放军过去及现代教科书中，中国军事理论家照例会强调保密和欺骗对人员与设施保护及掩盖敏感军事活动的重要性。2015年间，中国媒体凸显了解放军在演训中应用各种否认和欺骗手段，包括伪装、假目标和卫星规避行为，从而保护中国军队免遭敌方监视或瞄准。解放军官方专著中确认的主要否认和欺骗原则包括：

　　> 符合敌方预期并根据目标的心理倾向或预期制造假图像；

　　> 详细预筹、集中管控并统一行动，从而确保政治、外交和经济层面上战略一致性。

　　> 广泛、及时并熟练地了解敌方心理、素质、能力（尤其是C4ISR）、意图和位置；以及

　　> 灵活行动、快速响应和运用新否认欺骗技巧或装置的能力与意愿。

　　当代解放军著作还暗示，中国将否认和欺骗视为突袭时实现心理冲击和力量倍增效应的抓手，可使解放军弥补敌技术上的优势，或增强其相对于弱敌的军事优势。

　　4 军队现代化建设资源

　　中国具备维持国防开支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意愿，这支撑着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成为更加专业和强大的军队。随着中国国防工业和研发基地的成熟，解放军不断降低对国外武器采购的依赖。然而，解放军还是要寻求国外的帮助，以填补某些关键的、短期内的能力的差距。中国继续利用外国投资、商业合资企业、学术交流、回国留学生或研究人员的经验以及国家资助的工业技术间谍活动，提高技术和专业水平，从而辅助军事研发和采购。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打造一个完全本土化的国防工业部门，再辅之以强大的商业部门，从而满足解放军现代化建设需求，并以全球军火市场顶级供应商的身份与他国展开竞争。中国集中各种资源来保障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国内国防投入、自主国防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发/科技基地、军民两用技术和购买外国技术。

　　军费趋势

　　2015年3月，中国宣布为适应通货膨胀，其年度军费预算增长9.2%，达到1440亿美元，继续保持20多年来的年度国防开支增长，维持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国的地位。2006年到2015年的数据分析表明，考虑同期的通货膨胀因素，中国正式公布的军事预算以平均每年9.7%的速度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具备维持国防开支以相似水平增长的能力。

　　估算中国实际军费。根据2015的价格和汇率，美国国防部估算，中国2015年军事相关开支总额超过1800亿美元（USD）。然而，由于中国糟糕的会计透明度以及并未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很难估计出解放军的实际军费。中国公开的军事预算忽略了几个大项开支，如研发和外国武器装备的采购。

　　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和趋势

　　国防工业改革。20世纪90年代末而后又在2008年，中国国防工业曾经历过重大转型，目前国防工业部门继续调整重组，以增强武器系统研发生产能力。最终，中国试图改进经营方式、精简机构、出台政策、缩短研制周期、融合现代制造工艺、提高质量控制以及提倡国防系统研制从概念到交付全程军民合作，从而消除同全球军火业界主要对手的一到两代差距。中国特别强调军民融合，从而最大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工程和工业基地的发展成果。为实现上述目标，2015年中国成立了一个新的高级咨询小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帮助促进军民融合的效率和效果，推动国家新兴国防工业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军种装备部门和10个国有国防工业公司，同军事装备学院和研究学院合作，从众多地方科研院所和学术机构获取支援，后者能够授予高级学位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科研院校和学术机构主要承担军用尖端技术的基础应用研究，并培养引领中国国防计划的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随着所属人员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报告研究结果或发表学术文章，它们也为中国提供一种接触国际资源或进入国外科研网的渠道。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中国科学院（CAS）和科技部（MOST）资助或推动基础应用研究，科学创新和全国科学、工程与军民工业的高技术整合。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密切合作的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广泛进行自然和应用科学相关研发，可直接为国务院提供咨询报告，其大部分成果最终有助于军用产品发展。2015年，解放军总装备部（GAD）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携手合作，分别监测指导军队和国家的国防工业装备。总装备部及其附属军种装备部门，通过负责监管质量控制和国防合同履行的军代局/室网点，同10家中国国有国防工业公司联络。解放军新成立的装备发展部，机构改革后总装备部，似乎会继续承担该角色。

　　中国军民两用研发领域的重点包括应用物理、材料科学、高性能计算、新兴电子/软件开发、电子光学、空天技术、自动化/机器人技术、高能物理和纳米科学等等。比如中国的新型JF12高超音速风洞，据称是世界最大的风洞，能够复现5—9马赫的空气动力学条件，极有助于中国实现高超音速梦想。该设施和其他中科院资助的类似设施，可保障中国民用和军用航空领域的研发工作。

　　军事装备的现代化趋势。

　　中国国防工业青睐导弹和太空系统，其次是海上资产和飞机，最后才是地面部队装备。通过有选择地发展国外设计或逆向工程，中国正在研制和生产越来越先进的系统。不过，中国国防工业，在提高整体生产能力的同时，正在所有领域改进产品质量。过去十年里，中国所有国防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显著改进，在某些领域已经能够同俄罗斯或欧盟的主要武器生产商相提并论。

　　导弹和航天工业。过去几年，通过升级装配或火箭发动机生产设施，中国为解放军或出口生产各种弹道、巡航、空对空和舰对空导弹的能力可能一直在提高。中国的航天运载工业正在拓展，可提供商业或快速卫星发射服务，乃至载人航天计划。中国的绝大多数导弹项目，包括其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可同其他国际顶级生产商相提并论，尽管舰对空导弹系统落后于全球领先者。

　　海军/造船工业。造船厂的扩张和现代化提高了中国各型军事项目的建造能力和产量，包括潜艇、水面战斗艇、海军航空和海上补给资产。中国最大的两家国有造船厂——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CSSC）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CSIC）——通过共享舰船设计与建造信息进行合作以提高造船效率。中国继续投资某些国外推进装置制造商，但也越来越能够自足。中国是全球顶级造船国，还追求国内航母建造项目。中国正在为最新的水面战舰装备日益精良的反舰、防空和反潜等攻防武器；正在改进海上工业的大多数领域。比如，它正采用更加高级的舰船设计和建造计划管理技术或软件。

　　武器装备工业。解放军陆军几乎所有装备的生产能力继续发展，包括新型坦克、装甲运兵车、防空火炮系统和火炮。中国能够生产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的地面武器系统，但某些出口装备存在质量瑕疵。

　　航空工业。中国民用和军用航空工业已经发展到能够生产大型运输机、集成低可观测技术的第四至第五代现代战斗机、现代侦察与攻击无人机和攻击直升机。中国民用飞机工业一直投资于技术先进的高精度机床及生产工艺、航空电子设备和其他可用于生产军用飞机的部件。然而，中国飞机工业仍然依赖从国外进口必要的、性能可靠的飞机发动机。从目前的C919民用客机和运-20大型运输机项目可见，中国生产大型民用或军用飞机的基础设施和经验正在改善。

　　国外技术采购。通过采购认准的外国技术，包括飞机、坦克和海军舰艇的发动机，固态电子和微处理器，制导和控制系统，以及各种使能技术，如尖端精密机床、先进诊断与取证设备、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和工程等，中国不断弥补国产军事现代化装备的不足。中国经常利用国外技术进行逆向工程或推动本国军事现代化。

　　中国寻求从国外引进目前国内无能力制造的高科技部件或关键成品——尤其是从俄罗斯和乌克兰。中国已经购置了俄罗斯的先进国防装备，如SA-X-21b（S-400）舰对空导弹系统、Su-35战斗机以及新的联合设计生产计划，如重型运输直升机和基于俄“圣彼得堡”/“拉达”级柴电潜艇。中国购买了10架俄罗斯二手“伊尔”-76运输机，3架空中加油配置的乌克兰“伊尔”-78飞机，还有52架米-171多用途中型直升机和至少130部AL-31F型涡扇喷气发动机。中国正伙同俄罗斯购买电子器件，在俄罗斯境内建立联合生产设施。最近几年，中国也和乌克兰签署了重要的武器购买合同，包括突击气垫船和航空发动机的购买合同。

　　2020年前科技发展目标。2006年2月，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由国务院发布，争取在2020年前转型为“创新型社会”。这份纲要把中国的科技重点定义为“基础研究”、“尖端技术”、“重要领域和优先项目”以及“重大特殊项目”——所有这些都具有军事用途。

　　中国继续落实科技部和财政部2014年10月宣布中国科学经费改革的联合声明。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打击广泛报道的政府科研经费腐败和浪费现象。这次改革将现有科研拨款体制，其中40多个机构管理100多项科技项目和基金，合并为5个新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以及基地和人才专项。

　　基础研究。作为增强基础研究能力众多努力的一部分，中国确定了5个军用途领域，并认为它们需要政府积极参与并拨款的重要战略需求或科研计划：材料设计与制备、极端环境条件下的制造、航空航天机械、信息技术发展和纳米技术研究。

　　在纳米技术领域，中国已经从2002年几乎毫无研究与拨款，发展到政府总投资仅次于美国。

　　前沿技术。中国重点快速发展以下技术：

　　> 信息技术。重点领域包括智能感知技术，自组织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

　　> 新材料。重点包括智能材料与结构、高温超导技术和高效能源材料技术。

　　> 先进制造。重点包括极端制造技术及智能服务先进机床。

　　> 先进能源技术。重点包括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替代性燃料和先进车辆技术。

　　> 海洋技术。重点包括海洋环境的三维监测技术，快速、多参数的海底勘测技术以及深海作业技术。

　　> 激光和空天技术。重点领域包括发展化学和固态激光技术，最终用于陆基或空中平台的武器级系统。

　　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中国已经确认，某些行业与技术集团有可能提供技术突破、消除产业之间的技术壁垒、提高国际竞争力。特别是中国国防企业目前正在研发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及防御技术。其中包括雷达、太空对抗、可靠的C4ISR、智能材料和低可观测技术。

　　重大专项。中国还确认了16个“重大专项”，计划发展或扩大自产能力。这些项目包括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软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下一代宽频无线移动通信、高级数控机床、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卫星和探月计划等。

　　辅助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间谍活动。中国利用多种方法获取外国军事或军民两用技术，包括网络行动或利用中国公民——如学生或研究人员——扮作采购代理商或中间人取得。中国极可能利用其情报机构或采用违反美国法律或出口限制的其他非法途径，企图获取国家安全限制出口的关键技术、管制设备或其他正常途径不可获得的材料。

　　> 2014年11月，美国当局逮捕一名受雇于美国国防承包商的中国公民，因其携带包含美国军用飞机所用先进钛材料研制相关方程和试验结果的敏感专属文件前往中国。此前，该人2014年8月前往中国返回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发现其藏有未申报的现金、成立中国公司相关文件和一份基本填写好的某中国控制的航空航天研究中心的求职表。该求职表声称其曾从事美国F-22和F-35战机所用发动机相关工作。

　　> 2015年5月，美国当局逮捕了中国公民张浩，32页的起诉书指控张和其他5名中国被告从事经济间谍并窃取商业秘密。起诉书指控张和其他同伙从美国公司盗窃源代码、说明书、设计图和其他薄膜体声波谐振器（FBAR）军民两用技术相关文件。被盗材料可用于成立一家中国FBAR制造工厂或合资企业，为商用和军用机构提供FBAR。

　　另外，自2009年来，多项美国刑事指控和调查涉及华裔美国人、美籍华人或永久居留外国人采购并向中国出口管制物品。这些行为包括，采购和转让敏感或军用级设备，如耐辐射可编程芯片及计算机电路，管制的微波放大器、高级碳纤维、限制出口的技术资料和热成像系统。

　　资料：五年国防预算增长趋势

　　IHS旗下《简氏国防预算》预计到2020年中国国防预算年增长7%达到2600亿美元。截止2015年3月，美国国防部主审计长预告美国国防预算同期将达到5980亿现值美元。

 
   

　　资料：中国的武器出口

　　中国国防企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军火，大多销往亚太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2015年，随着国内国防工业的增强，中国的武器出口可能会适当增加。2010到2014年，从通用装备到重要武器系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签署了约150亿美元的常规武器出口协议。

　　> 巴基斯坦仍是中国常规武器的主要买家。中国同巴基斯坦既有军火贸易又有国防工业合作，包括“猎鹰”-80舰队空导弹系统、载直升机的F-22P护卫舰、主战坦克生产、空对空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2014年6月，巴基斯坦开始合作生产50架Block 2 JF-17的头2架，该机是Block 1的升级版。

　　中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军火供应商，2010—2014年间是中国第二大销售区，销售额约40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把中国视为低价武器供应商，相对其他军火商通常附带更少的最终使用监视条件。中国往往提供更可取的支付方式。国在该地区的最大买家是南苏丹、苏丹和埃塞俄比亚。

　　5 应对台湾突变的军队现代化

　　中国的总体战略仍然是通过劝说和强逼相结合的方式阻止台独政治抬头。2015年，中国认为台湾同中国交往方式和政治形势出现积极势头，因而对台战略有所改变。在扩大两岸贸易、经济交往和民间交流方面，中国和台湾取得一定进展。

　　尽管去年有积极势头——如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两岸会晤是1946年来第一次类似会晤——但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对台军事态势有明显变化。解放军继续发展部署各种旨在强逼或必要时企图入侵台湾的军事能力。这些部署对台湾安全构成巨大挑战；历史以来台湾安全一直建立在解放军没有能力跨过100海里的台湾海峡投送兵力、岛上防御的天然地理优势、台湾武装部队的技术优势以及美国的可能介入等基础上。

　　中国的台海战略

　　只要认为长远看统一仍有可能且战争代价超过获益，中国似乎就准备延缓动用武力。中国主张，无容置疑的动武威胁，对于保持政治发展环境并防止台湾走向法理独立，必不可少。数十年来，北京一直拒绝放弃武力统一台湾，尽管其同时还表示希望能够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实现和平统一。

　　根据台湾政治地位的声明、解放军实力的变化以及中国如何看待台湾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历来大陆警告使用武力的条件一直随时间变化。这些条件包括：

　　> 正式宣布台湾独立；

　　> 台湾采取未明确定义的“独立”行动；

　　> 台湾内部发生动荡；

　　> 台湾获得核武器；

　　> 无限期推迟恢复关于统一问题的台海对话；

　　> 外国介入台湾内部事务；以及

　　> 外国在台湾驻军。

　　2005年3月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规定，如果“分裂势力……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如果发生“重大事件导致台湾脱离一个中国”、或者如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已经渺茫，那么中国可以使用“非和平方式”。这些“红线”的模棱两可为中国保留了灵活性。

　　中国对台作战方案

　　解放军有能力对台展开愈加缜密的军事行动。可能的情况是，中国会优先采取某种审慎方式，其特征是发出准备动武信号，接着蓄意集结兵力使交战最快结束而非为了战略欺骗。另一可能是，中国放弃公然大规模军事准备，而是在其他国家作出反应之前，出其不意地快速推行军事或政治解决。如果快速解决不可能，中国将设法：

　　> 慑止美国的可能干涉；

　　> 若慑止不成，则迟滞其介入并寻求快速取得非对称有限作战的胜利；

　　> 或者战至僵持阶段并在持久冲突后寻求政治解决。

　　海上隔离或封锁。除了直接军事交战，解放军的著述还描述了其他可选方案——空中封锁、导弹打击和设置水雷以逼敌屈服。中国可能宣布，驶向台湾的舰船必须停靠大陆的港口以接受检查，或者在运抵台湾港口之前转船。中国还可能尝试等效于封锁的办法：通过宣布港口附近演习或导弹封闭区，实际上关闭了港口停靠或使商业运输绕道。1995—1996年导弹射击和实弹演习期间，解放军就使用过这种办法。然而，这存在风险，因为任何限制台湾海上交通进出的企图都会引发对应的国际压力和军事升级。

　　有限动武或强逼。在有限对台战役中，中国可能会采用各种破坏性、惩罚性或致命的军事行动，很可能配合公然或隐秘的经济政治活动。这场战役可能包含针对台湾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计算机网络或有限动能攻击，从而在台湾诱发恐惧并削弱民众对台湾领导层的信心。类似地，解放军特种部队可能渗入台湾并对基础设施或目标领导人展开袭击。

　　空战和导弹战。针对防空系统，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航天资产和通信设施，中国可能实施导弹打击或精确攻击，从而削弱台湾防御、分化台湾领导层或破坏台湾人民的决定。

　　两栖登陆。公开的中方著述描述了各类两栖入侵作战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联合登岛作战，设想依赖协同的后勤、空中、海上支援和电子战进行的一种复杂作战。其目标包括突破或包围岸基防御，在台湾岛西海岸北部或南部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向指定登陆点输送作战人员和物资，然后发动攻击以控制并占领重点目标或全岛。

　　大规模两栖入侵是最复杂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胜利取决于制空制海权、岸上补给的快速集结与持续以及不间断的支援。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会给几十年来从未接受过实际战争检验的解放军带来压力，并且将引起国际干涉。这些压力，加上中国作战部队的损耗和城市战与平叛（假如成功登陆并突入）的复杂性，使两栖入侵台湾成为政治军事大冒险。台湾对加强基础设施和强化防御能力的投入，也可能会削弱北京实现其目标的能力。

　　解放军有能力完成除全面入侵台湾之外的各种两栖作战行动。日常训练之外几乎没有公开的军事准备，解放军只可能对台湾控制的小岛，如南中国海的东沙岛或太平岛，发动入侵。解放军入侵中等大小防御更牢固的岛屿，如马祖或金门，也在中国能力范围之内。这种入侵可展示军事实力和政治决心，取得实在的领土收获，同时表现出某种克制。不过这种行动包含巨大乃至可能难以承受的政治风险，因为它可能激起民众支持台独情绪并引发国际反对。

　　解放军目前应对台湾冲突的态势

　　备战美国可能介入的台湾冲突仍然主导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计划。

　　导弹部队。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前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已作好对台防空系统、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太空资产和指控与通信设施进行导弹攻击和精确打击的准备，企图削弱台湾的防御、中立台湾领导层或打消公众作战意愿。

　　空军。解放军空军始终保持着在台湾突变中提供各种可用能力的兵力态势。首先，在不需加油即可抵台的范围内驻扎大量先进飞机，为实施制空和对台地面攻击作战提供了强大后盾。其次，很多远程防空系统为中国大陆抵御反攻提供了牢固的防御屏障。第三，中国保障类飞机的发展可在突变时提供更强的ISR能力支援空军作战。

　　海军。解放军海军正在增强防空和反舰作战能力，发展可靠的海上核威慑，引进两岸冲突时专门攻台的新平台。更多攻击潜艇、多任务水面战舰和服役的第四代海军飞机旨在取得第一岛链内的制海权，慑止和抵抗任何第三方介入台湾冲突。

　　地面部队。解放军陆军越来越多地装备攻击直升机等更现代的系统，正在为做好侵台准备开展联演联训。解放军陆军经常在实战条件下，包括全天候和夜间，开展两栖登陆等训练。改进的网络可为分队内外提供实时数据传输，实现更佳的战时指控。

　　另外，解放军陆军正在列装先进的防空装备，大幅增强了重点指控分队和其他可承担对台作战专项任务的关键力量的自我防御能力。随着解放军陆军这些新系统的数量增长，两栖入侵部队防卫两岸两栖登陆点、成功抵御老旧或先进武器反击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增强。

　　台湾的防御能力

　　中国数十年来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削弱或抵消了台湾历来的、决定解放军进攻与否的优势，如解放军不能够跨越台海投送足够兵力、台湾军方的技术优势和岛上防御固有的地理优势。

　　台湾正采取重要举措来建立战争储备，发展国防工业基地，提高联合作战与危机响应能力，增强军官与士官队伍。这些举措部分解决了台湾不断减弱的防御优势。台湾正在坚持向志愿兵制转型，并将现役军事人数从300,000精简至约175,000，建立一支“小而精悍的部队”。根据2019年全面实施的这个计划，精简部队节约的成本尽管其不足以担负志愿兵的所有开支，但可用于增加志愿兵的薪水和福利。这种向募兵制转型导致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需要挪用国内外采办项目资金，从而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用于近期战备和训练。

　　另外，台湾军费开支已降低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同时，中国官方国防预算已增长至台湾的14倍。认识到中国持续增长的军事开支，台湾也在努力将创新或非对称举措融入国防规划，从而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

　　根据3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TRA），美国仍坚持“一中政策”。美国反对任何一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并且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继续支持按照双方民众均可接受的方式、范围和速度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按照《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一直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包括为确保台湾具备足够的自卫能力而提供防御装备和服务。为此，自2009年至今美国已宣布140多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资料：中国的两栖作战能力

　　通过舰队现代化建设和联合演练，中国继续增强开展或支援两栖作战的能力。2015年，解放军举行了3次联合登陆演习以检验其能力，特别增加了两栖训练的难度。

　　> 7月，在一次南海舰队联合登陆演习中，解放军首次将一艘“野牛”级通用气垫登陆艇（LCUA）用于地面部队登陆模拟。解放军还首次在不熟悉的地域动用了“玉义”级中型气垫登陆艇（LCMA）——海军相关部队机动至训练区外开展登陆行动。虽然演习规模不大（只有10种20余艘舰艇参与），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解放军首次启用对抗性蓝军的联合两栖作战。

　　> 东海舰队方面，“联合行动-2015B”演习强调机动、装载、多模式运输、卸载和第二梯队近岸攻击。主要参加者隶属于南京军区，包括第12集团军部分队、军区预备役部队和解放军海军、空军和二炮分队。参加者受到民用飞机、船舶、设施和设备的支援。这次演习重点是登陆后作战，暗示解放军自信能够在两栖作战中夺取并扩大滩头阵地。

　　> “海上联合-2015”演习中，中俄水面战舰、两栖部队和旋翼或固定翼飞机，在北朝鲜东北方向的俄罗斯沿海，开展了联合两栖或空中登陆行动。不过，参加的人数相对较少且中国可能并未有太多战术收获。

　　近年来，中国已建成四艘“玉昭”级两栖船坞运输舰（LPD）。每艘能够搭载4艘“玉义”级中型气垫登陆艇、4艘直升机、50多辆装甲车和大量人员。中国还建成几艘“玉亭”-II级坦克登陆舰，从乌克兰采购2艘“野牛”级通用气垫登陆艇，正在完成另外2艘LCUA的建造。

　　此外，随着军民融合的进一步推动，2015年的几场演习突出了民用渡轮或滚装（RO/RO）船的运用。这些轮船的使用可增强解放军的机动能力，但由于需要具备港口基础设施，因此只限于执行非战争支援作战。

　　6 中美军军交往

　　交往战略

　　《200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寻求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促进亚洲和全球的安全繁荣。同时，该战略承认会存在某些竞争领域，并且强调，美国将根据实力地位处理好同中国的这种竞争，同时设法降低误解或误判的风险。美国国防部同中国国防部之间的军军交往战略是这一方针的一部分。

　　中美防务接触和交流提供了各种机会，便于探索和扩大互利领域的合作以及建设性地处置竞争。2016年，美国国防部同中国的军军交往计划重点有三个方面：（1）通过政策对话或高层领导交往建立持续务实的对话；（2）在互利领域建立具体可行的合作；（3）增强风险管控以避免误解或误判可能。

　　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范围为军军交往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解放军日益发展的军事能力促进了各领域的更深入合作，如从人道主义救援到反海盗。不过，随着中国军事的发展和扩大，事故或误判的风险也在增加，这使得风险降低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寻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且富有成效的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最大化服务美国及其盟国或伙伴的利益，美国国防部寻求加强中美军军关系。保持积极的军军关系势头符合美国的目标，即确保中国按照国际规范和准则要求的方式办事，在亚洲发挥稳定和共同繁荣的作用。

　　尽管美国为美中军军关系构建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还是会继续监视中国军事战略、学说和力量发展的变化，并鼓励中国在军事现代化建设方面更加透明。美国还将不断调整其兵力、态势和作战理念以慑止侵略、保护盟友和确保我们继续同中国交往时保持一定实力优势。美国将继续构筑盟国或伙伴国实力、加强地区合作、深化伙伴关系，从而维持稳定可靠的亚太安全环境。

　　2015年军军交往亮点

　　美国国防部同中国开展的所有接触交往均符合《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所规定的方式。

　　2015年，美中军军关系的重点是全球当年事务的合作。为降低风险和提高透明度，双方通过签署《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和《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解备忘录》新附件，一个关于空中相遇，另一个关于危机沟通，改进了互信构建举措。在发展同解放军合作投送国际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人道援助及救灾（HA/DR）、反海盗、维和行动（PKO）、搜救（SAR）和军事医学，美国防部也取得进展。

　　下述部分访问、交流、演习和安排很有亮点，2015年完整的交往清单见附录I。

　　互信构建举措。2014年美国国防部和解放军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谅解，时任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签署了2套互信构建举措：《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和《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解备忘录》。2015年，通过空中相遇附件和危机沟通附件，双方扩展了两个备忘录，旨在进一步降低风险或误解。

　　作为《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危机沟通附件规定了使用国防部直通电话的程序。它重申了双方改进和规范军事危机相互通报的承诺。该附件设定的程序旨在确保美中两军适当层次间的及时可靠沟通。比如，美国在南中国海行动后，解放军动用国防部直通电话要求同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上将通话。理查德森上将和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讨论两国海军间的交往，包括港口访问、高级将领交往以及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动。

　　《行为准则备忘录》重申了现有安全行动相关的大部分国际法律、标准和指南，如《海洋法》、《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芝加哥公约》和《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作为《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一部分，空中相遇附件为军机设定了最佳的务实做法，符合现有国际准则和实践，旨在强调空中安全行动的重要性。新的空中相遇附件援自国际准则，为美国国防部和解放军提供了广泛的制度框架，将增加行动安全性和降低风险。随着空中相遇附件的签署，未来行动安全性的有关讨论将作为现有《海上军事安全磋商》（MMCA）会谈的一部分。

　　两份附件的完成反映两军在改善关系、降低风险和扩大互利领域合作并妥处分歧方面有共同目标。这些互信机制既管控风险又增进相互透明度，同时活跃了已有的双边或多边交往机制，如《军事海事咨询协议》和《国防政策协调会谈》。

　　高层访问和交往。高层接触是交换国际安全环境观点、确定共同利益范围、处理分歧和促进面对共同挑战的重要途径。讨论主要围绕军事合作领域并坦率面对分歧。

　　2015年5月在夏威夷史密斯军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副司令安东尼·克拉奇菲尔德中将招待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中将。在夏威夷夏夫特堡，李中将会见了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文森特·K·布鲁克斯上将，并转至华盛顿州路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同华盛顿州国民警卫队进行会晤，双方讨论了HA/DR的有关事务。

　　6月末，太平洋空军司令洛丽·罗宾逊上将访问北京、南京和广州。罗宾逊上将会见了人民解放空军司令员黄国显中将以及来自南京和广州军区的其他高级将领。

　　2015年6月，国防部接待访美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范上将参观了圣地亚哥，并在那里会见了美国第三舰队司令肯尼思·弗洛伊德中将，参观了“罗纳德·里根”号航母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随后范上将转至德克萨斯州胡德堡，会见美国陆军司令部司令西恩·麦克法兰中将并观看了一次实兵演习和展示。在华盛顿市继续访美之旅期间，他会见了国防部长和其他美方高官，包括时任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尔诺上将。访问结束时，陆军部战略、规划与政策部部长威廉·C·希克斯少将和总参谋部所属军训部副部长唐宁少将签署了《陆军对话机制》框架文件。

　　2015年11月，USPACOM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访华，在北京和南京会见了高级将领，同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上将举行会谈。

　　11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东盟防长扩大会间隙，国防部长阿什?卡特会见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上将。

　　经常性交流。经常性例行事件成为每年美中防务讨论的支柱。它们成为战略或政策层面的经常性对话机制。

　　2015年2月，时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戴维·赫尔维在华盛顿接待中国国防部外事办（MND-FAO）副主任李际少将，商讨《国防政策协调会谈》（DPCT）。美方人员还包括USPACOM J-5分部分管动员的助理部长约瑟夫·怀特洛克准将和亚洲联合参谋部副部长戴维·史迪威准将。对话涉及的问题包括两军交往、互信构建举措和务实合作。

　　2015年3月，助理国防部长戴维·希尔主持首届亚太安全对话（APSD）并招待了中国国防部外事办（MND-FAO）主任关友飞少将。这次对话商讨了双方关注的安全问题。

　　2015年6月，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分管政策的国防次长克莉丝汀·沃姆斯在华盛顿主持了第五轮战略安全对话，并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业遂和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参会的还有USPACOM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和联合参谋部J5分部弗兰克·普兰多尔夫中将。这次对话涵盖朝鲜及南中国海等相关问题。孙上将还同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进行了一次公务谈话。

　　2015年11月，陆军司令部的一个代表团在中国北京参加首次美中陆军对话机制（AADM）年度会议。在美中安全对话和研讨会的框架内，AADM为美国和解放军陆军建立了一套持续务实的对话机制。AADM重点在于加深HA/DR、维和行动、工兵交流、各级军官教育交流和军事医学等方面的军事合作。

　　职业或学术交流。相互交流——包括职业军官、预提将领和专职军事教育院校之间——有助于发现与探索新的合作领域，探讨分歧，以及借以培养两国相互认识且谙熟处置日益复杂而重要关系的新一代将领。为了使未来将领间相互熟识了解，增加中层官员间的接触是两军的一项重要目标。

　　2015年1月，USPACOM的一个高级军事医学代表团访华，同中方的解放军同行进行交流。同月，美国太平洋陆军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参加灾难管理交流。这些交流合作切实促进了各领域合作。

　　2015年2月，解放军海军预提指挥官代表团访问美国。该代表团在五角大楼会见了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上将，参观了美国海军学院，并转至罗德岛新港同美国海军水面战军官学院的同行进行探讨。

　　2015年3月，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随后在2015年4月，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的代表团进行了一次回访，参观了阿拉巴马州麦斯威尔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战争学院。

　　2015年5月，在两军首次只有维和专家的工作会议上，国防部长办公室（OSD）-陆军一个代表团同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及国防部维和中心进行会谈。这次会议促成了年度工作组的成立。2015年10月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兵营的美国陆军维和维稳行动研究所主办了之后的一次会议，而中国将在2016年主办。也是在2015年11月，OSD-政策加入国务院带队的一个跨部门代表团，赴北京参加维和技术专家会，中国当时表示其有兴趣在非洲或亚太国家的维和能力建设方面进行合作。

　　2015年8月，美国国防大学的“拱顶石”学员访华，为新任美国将军或将级军官提供了一次加深了解中国和太平洋的机会。同月，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主办了一次解放军中高级军官交流活动。

　　2015年10月，美国海军预提指挥官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该代表团参观了中国的“辽宁”号航母并同舰上官兵进行了探讨。该代表团访问了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和海军指挥学院，到北京会见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

　　2015年11月，陆军司令部的一个代表团在中国北京参加首次美中陆军对话机制（AADM）年度会议。在美中安全对话和研讨会的框架内，AADM为美国和解放军陆军建立了一套持续务实的对话机制。AADM重点在于加深HA/DR、维和行动、工兵交流、各级军官教育交流和军事医学等方面的军事合作。

　　舰船访问和演习。舰船访问和演习可增进双方互信、打造联合能力，以便在搜救、人道支援/救灾和反海盗等互利领域提供国际公共服务。港口访问也可以提高行动安全性，改进演习沟通和航行协议。

　　2015年4月，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对解放军南海舰队老巢湛江进行港口访问。7月，美国海军“斯特蒂姆”号访问青岛并进行了一次桌上搜救演练。

　　2015年10月，解放军“郑和”号海军学员训练舰访问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

　　2015年11月和12月，解放军海军反海盗特遣队的三艘舰船在环球访问期间，分别访问佛罗里达州梅波特海军基地和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

　　11月解放军海军医院船“和平方舟”号访问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开展港口访问，同军事海运司令部医院船“仁慈”号和巴尔博亚海军医院的工作人员进行医学课题专家交流活动。

　　也是在11月，美国“斯特蒂姆”号对上海进行港口访问。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H·斯威夫特上将参加了港口访问并会见了吴上将和东海舰队司令员苏支前中将。

　　2016年军军交往计划。

　　2016年交往计划清单见附录I。

　　专题报告：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尽管多数西方国家的军队被认为是无关政党的职业部队，以服务国家为第一要务，但是解放军一直是一支“党军”，因为它的诞生和延续就是首先保证中共的政权存续。其实，官媒经常批判军队非党化观点，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领导层认为苏联共产党对军队的失控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保持“党军”特色，即使正值解放军进行重大机构改革，仍然是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层的重中之重。解放军的改革包括设立政治工作部，后者似乎承担很多前总政治部的职责。遵照毛泽东著名言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系统是中共“掌握枪杆子”主要手段。多数解放军军官是中共党员，近10年来解放军军官一般约占中共中央委员会人数的20%。而且，自1997年以来，中央军事委员会2位穿军装的副主席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兼职。

　　解放军内各级政治工作部门环环紧扣，使得中共无死角地渗入军队。这些部门由政治委员制度、中共党委制和中共纪检系统构成。

　　> 政委负责人事、教育、安全、纪律和士气。今年高级指挥机关重组之前，总政治部（GPD），其主任是中央军委委员，负责管理解放军各级政委，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还不清楚解放军这次重组会对该制度有何影响。

　　> 中共党委制以类似的模式存在于各级指挥部门。党委直接隶属中共中央委员会，意在保证军队各级的忠诚。他们在全军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指示。

　　> 党的纪检部门监督军内党员行为的正直可靠。解放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隶属中央军委，最近几年尤其活跃；因为作为中国反腐运动的一部分，它在军内监督整治贪腐和铲除权力网。2015年11月，习还宣布成立新的解放军政法委，一个类似于监督国家官僚机构内司法事务的党内组织。

　　附录：军军交流

 
   

 
   

 
   

 
   

　　2012—2015年间解放军参与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

 
   

 
   

　　附录：大陆和台湾军力数据

 
   

 
   

 
   

　　附录：中国的导弹力量